毒也——谁不知北尔兰是老大一堆的麻烦。早上我打开电信箱，发现有一老友发来《妖化中国》一书的摘要和背景材料，要我写篇评论文章，登时把我气得脸青——这娄我过了一次还不够么？想要害死我也不是这么害法嘛！后来看看日历，火又消了。今天是愚人节呀。

虽然今天是愚人节，我也不敢再妄评新书了。说本老书吧。我看过的第一本“字书”是《大王历险记》。说老实话，这书还不能算完全的字书，因为有一半是字，另一半是画。其中有些故事很适合在今天讲：大王在森林里打猎，遇上一鹿，可叹的是手边没有弹，只好把樱桃发去，打在鹿额上，鹿跑了。过几天在森林里遇到该鹿，它上长了一棵樱桃树。大王一枪把它放倒，饱餐了一顿烤鹿加一顿鲜樱桃。假如这是真的，很有必要给每个人上都打一颗樱桃——门不用带伞了。另一个故事更加神妙：大王在森林里遇上了一只丽的狐狸，就是用最小号的枪弹去打，也难免会伤损。他了一大针，把狐狸尾钉牢在树上，然后折了一树条，狠揍了狐狸一顿。狐狸吃打不过，只好从它自己的嘴里去跑掉了。大王得到了一张完无缺的——至于那没有的狐狸怎样了，故事里没有讲到，我想它应该死于肺炎——没的狐狸很容易着凉。但这么一讲又很没意思了。在愚人节里我想到这么一个理：要编故事，就不妨胡编造——愚人节的新闻看起来也蛮有意思。要讲真事就不能胡编造：虽然没意思，但是有价值。把两样事混在一起就一定不好：既没有意思，又没有价值。当然，这篇有正好是把两样事混在一起来讲。所以它既没有意思，也没有价值。

摆脱童稚状态（1）

在李银河所译约翰·盖格农《社会学》一书中，第十七章“环境”集中叙述了国对有内容的作品审查制度的变迁，因而成为全书最有神采的一章。国在二次大战前对“情作品”的审查是最严的，受到打击的绝不止真正的情作品。就以作家为例，不但海明威、雷克有作品被禁，连最为“学”的列夫·托尔斯泰也上了禁书榜。在本世纪二十年代，国的禁书榜上不但包括了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劳斯的《恋中的女人》等等，拉伯莱斯的《阿拉伯之夜》和雷克的《西线无战事》也只能节本。事有凑巧，我手上正好有一本国内版的《西线无战事》，也是节本，而且节得上气不接下气。这相似之，我相信不仅仅是有趣而已。以前我们谈到国内对书刊、影视某些内容过于时，总是归因于中外国情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假如拿国的三十年代和现在中国个对比，就很容易发现新的线索。

自一次大战后，国对情作品的检查呈稳步上升之势。一方面对作品拼命压制，一方面严肃文学中主题不断涌现，结果是从联到州、市政府开了长得吓人的禁单。遭难的不只是上述作家，连《圣经》和莎翁的戏剧也只能通过节本和青少年见面。《圣经》掉了《雅歌》，莎翁掉了所谓猥亵的内容，结果是孩们简直就看不明白。当然，受到限制的不仅是。在电影里禁止表现娼、长时间的，禁止现、毒品、混血儿（！！）、病、生育和嘲笑神职人员的镜。

当时严格的检查制度有其理论，这理论认为一切对的公开正面（非谴责）的讨论都会导致活动的泛滥，因为知识是行为的前兆。这就是说，冲动是大的，一受刺激就会自动表达来。与此相辅相成的是另一个理论：是危险的，人是薄弱的，必须控制来保护人。这观和时下主张对文学作品严加控制的观甚是相似。在我们国家里，现在正有人认为青少年的犯罪和书籍、录像带有关系，还有一些家长反映孩看了与有关的书刊，影响了学习，因此主张对有内容的书刊、录像严加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