育文化时，提了一个新的观：传统文化的本质，来自于村落。在中国，有一个现象不论南北都有，就是不大不小的自然村很多。这和耕作、生活方式有一定的关系。另外，中国农村住得很密，起码和外国农村相比是这样。因此就现了这样一现象：在村里没有不透风的墙，你的事别人都知，别人的事你也知。这就是信息共有。如果人类学里信息学派的意见，共有的信息就是文化，村落文化的存在是毋庸置疑的了。

据我所知，李银河当初想用“村社文化”这个说法，但是别人说，“村社”这个词已经有了，不能赋予它新的意义。这当然是对的，但是我很为李银河丧失了“村社”而可惜。咬文嚼字地说，“村”是什么意思不必解释了，“社”的意思是土地神。这和她要说明的现象很吻合。在村里，三姑六婆就是土地神，无所不知，又无所不传。所以一个自然村简直就是个人信息的超导，毫无秘密可言。生老病死，婚丧嫁娶，什么事别人都知，所以简直什么事自己都不了主。这现象是很重要的。有人说，外国文化是罪文化，中国文化是耻文化。这个觉相当犀利，但只是觉而已。罪当然来自上帝，假如你信他，就会觉得在他面前是个罪人。但是假如你不觉得有好多人在盯着你，耻何来呢？如果没有信息共有，耻文化也无法解释了。

除了生育，在村里还有很多个人不了主的事，比方说，红白喜事。这些事要很多的钱，搞得当事人痛苦不堪，但又不能不照规矩办。也许你乐意用传统、风俗来解释这现象，但你解释不了人们为什么要持痛苦的传统，除非你说大家都是受狂，实际上又远不是这样——有好日谁不想过。村落文化是一制的力量，个人意志不是它的对手。

李银河认为，传统观念、宗族意识等等，在现在农村里也是存在的，但是你不能理解为它们保存在个人的脑里。实际上，它们是保留在村落文化这个半封闭的大匣里。这也是个有意义的结论。我们知，在苏格兰有个半封闭的尼斯湖，湖里还有恐龙哪。在中国村落里保存了一些文化恐龙，也不算什么新鲜的事。不怎么说，现在是共产党的天下，宗族和孔孟哲学没有合法的权威。真正有权威的是村落。办事都要一定规矩办，想问题要一定方式去想，不你乐意不乐意。这既不是因为古板，也不是因为有族规，而是因为有一大群人盯着你。我相信，这样的解释更加合乎实情。她描述了这样一幅生活图景：你怎么挣钱，别人不；但你怎么过日，大伙就要说话了。在这情况下，日当然难有崭新的过法。

李银河的《生育与中国村落文化》所依据的是在山西、浙江两地的调查。她的见解十分锐，遗憾的是实证功夫稍有欠缺。假设她的调查不是在这两地的两三个村，各百十人家里，而是在散布在全国的上百个村、上千人家里完成，就更有说服力。当然，这样的要求近似扳杠。因为她用的是人类学方法，这方法调第一手资料，面对面谈，通过翻译都会遭人诟病。人类学的前辈大师米德女士在萨亚实地调查多年，只因为听人转述，就遭人耍了。考虑到这情况，谈了百十，谈得扎实，也就不错了。最主要的是，她不是在文献里找个说法，然后在调查里验证一番，而是自己来找说法，到调查里验证，这是非常好的。其实她阐述的现象就在我们前，只不过我们视而不见罢了。北京城里没有村落，但有过胡同、大杂院，有一些人员很少动的单位。在这些地方，隐私也不多，办个什么私事，也难说全是个人决策。因为这类现象并不陌生，你看了这本书，不会怀疑村落文化的真实。

罗素大师曾言：不要以为有了实证方法，思辨就不重要了。实际上，要提有意义的假设，必须下一番思辨功夫。这真是至理名言。据我所知，这番功夫她是下了的。假设婚丧嫁娶、生育不生育都是个人决策，那么就要有个依据——追求个人快乐或者幸福。在村庄里，这想法不大行，行的是办什么事都要让大家说好，最好让大家都羡慕。这是另一个价值系。那么是否能说，他们的幸福观就是这样，另外的快乐、幸福对他们来说就不存在了呢？在结束了在山西的调查、浙江调查未开始时，李银河给《二十一世纪》杂志写过一篇文章，讨论了这个问题，在此不能详加引述，以免文章太冗长。简单来说，结论是这样的：不怎么说，自己觉得好和别人说你好毕竟是两回事，不是一回事。村落中人把后者看得极重，实在是于不得已。最重要的是，不能认为，对他们来说前一个问题就不存在了。以此为据，村落文化的实质就容易把握了。

李银河把村落文化看作一消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