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我开始写作，就想找人谈谈文的问题，但总是找不到。和不写作的人谈，对###得这个题目索然无味；和写作的人谈，又有谈不开。既然写作，必有文，不能光说别人不说自己。文之于作者，就如之于寻常人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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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时尚排除在外，在文学以内讨论问题，我认为最好的文都是翻译家创造来的。傅雷先生的文很好，汝龙先生的文更好。查良铮先生的译诗、王乾先生翻译的小说——这两文是我终生学习的榜样。必须承认，我对文有特殊的好，别人未必和我一样。但我相信好文学的人会同意我这句话：优秀文的动人之，在于它对韵律和节奏的控制。阅读优的文字会给我带来极大的快。好多年以前，我在云南队，当地的傣族少女材极好。看到她们穿着合的筒裙婀娜多姿地走路，我不知不觉就想跟上去。阅读带来的快可以和这觉相比。我开始写作，是因为受了好文章的诱惑——我自己写得怎样，当然要另说。

关于文

现在似乎现了一新的文。我们常看到晓晴和葛优在电视屏幕上说一话，什么“特”这个，“特”那个，其实是包了特多的傻气，这文与之相似。所以我们就叫它撒打痴好了。其实用撒打痴的作者不一定写特字，但是肯定觉得个聪明人特累。时下一些女散文作家（尤其是漂亮的）开始用撒打痴写作。这文不用写多了，只消写上一句，作者就像个大傻。我也觉得自己活得特累，但不敢学她的样。我全凭自己的聪明混饭吃。这傻话本该是看不去的，但把书往前一翻，看到了作者像：她蛮漂亮的，就觉她是在搔首姿，而且是朝我来的。虽然相片漂亮，真人未必漂亮；就算满脸大麻，拍照前还不会用腻腻住？但不怎么说吧，那本书我还真看下去了——当然，读完就后悔了。赶努力把这些傻话都忘掉，以免受到影响。作者怕读坏文章，就是怕受坏影响。

自方言之后，影响最大的文应该是###写报告文学的文，或称晓康。这文浮嚣而华丽，到现在还有人模仿。念起来时最好拖着长腔，韵味才足，并且好用三个字的词组，比如“共和国”、“启示录”之类。在晓康里，前者是指政府，后者是指启示，都属误用。晓康写多了，人会退化成文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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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辈作家中，有一分用方言来写作，或者在行文中带方言的影响来，我叫它方言。其中以河北和山西两地的方言最为常见。河北人说话较慢，河北方言难免拖沓。至于山西方言，我认为它有难懂的病——最起码“圪”（据说山西某些地区大叫大“圪”）这个词对山西以外的读者来说，就不够通俗。“文化革命”中版的文艺作品方言的很多，当时的作者以为这样写更乡土些，更乡土就更贴近工农兵，更贴近工农兵也就更革命——所以说，方言也就是革命。当然，不是每方言都能让人联想到革命。必须是老据地所在省份的方言才有革命的气味。用苏白写篇小说，就没有什么革命的气味。

本篇最初发表于1996年5月29日《中华读书报》。发表时题目为“小说和盖茨的衣”。

如前所说，文对于作者，就如对寻常人一样重要。我应该举个例

以上三文的行，都受到了时尚的左右。方言行时，大家都羡慕老革命；晓康行时，大家都在虚声恫吓；而撒打痴之行，使我觉到一些年轻的女正努力使自己可一些。一个漂亮女孩冒傻气，显得比较可——晓晴就是这么表演的。我们还知西施有心绞痛并因此更加可，心绞痛也该可以形成一文。以此类推，更可的文应该是：“拿硝酸甘油来！”但这可我们消受不了。我们已经有了一些医学知识，知心绞痛随时有可能变成心肌梗，住了未必还能活着。大人随时可能死得直翘翘，也就不可了。

方说，乔治·奥威尔的《1984》，还有些别的书。但这些小说对我的意义都不能和《情人》相比。《1984》这样的书对我有帮助，是帮我解决人生中的一些疑惑，而《情人》解决的是有关小说自的疑惑。这本书的绝好之在于，它写一人生的韵律。书中的和生活中别的事件，都一韵律来组织，使我完全满意了。就如达·芬奇画了他的杰作，别人不肯看，那是别人的错，不是达·芬奇的错；米开朗琪罗雕了他的杰作，别人不肯看，那是别人的错，不是米开朗琪罗的错。现代小说有这样的杰作，人若不肯看小说，那是人的错，不是小说的错。杜拉斯写过《华北情人》后说，我最终还原成小说家了。这就是说，只有书写文本能使她获得叙事艺术的髓。这个结论使我满意，既不羡慕电影的镜，也不羡慕比尔·盖茨的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