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明我对恶劣文的受。大约是在七○年，盛夏时节，我路过淮河边上一座城市，当时它是一大片低矮的平房。白天，晚上更。在旅馆里睡不着，我来走走，发现所有的人都在树下乘凉。有件事很怪：当地的男人还有些穿上衣的，中老年妇女几乎一律赤膊。于是，银灯下呈现一片恐怖的场面。当时我想：假如我是个天阉，觉可能会更好一。恶劣的文字给我的受与此类似：假如我不识字，觉可能会更好。

关于格调（1）

最近我版了一本小说《黄金时代》，有人说它格调不，引起了我对格调问题的兴趣。各作品、各人，尤其是各事件，既然有有低，就有了尺度问题。众所周知，一般人都希望自己格调，但总免不了要些格调低的事。这就使得格调问题带有了一定的复杂。

当年有人问孟，既然男女授受不亲，嫂掉到里，要不要伸手去拉。这涉及了一个带本的问题，假如“礼”是那么重要，人命就不要了吗？孟的回答是：用手去拉嫂是非礼，不去救嫂则“是豺狼也”，所以只好从权，宁愿非礼而不豺狼。必须指，在非礼和豺狼之中一选择是痛苦的，但这要怪嫂吗要掉里。这个答案有不能令人满意的地方，但不是最坏，因为他没有说上了手再去拉嫂，或者拉过了以后再把手臂剁下来。他也没有回答假如落的不是嫂而是别的女人，是不是该去救。但是你不能对孟说，在生活里，人命是最重要的，犯不着为了些虚礼牺牲它——说了孟夫准要和你翻脸。另一个例是舜曾经不通知父亲就结了婚。孟认为，他们父关系很坏，假如请示的话，可能一辈结不了婚；他还扯上了一些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话，结论是舜只好从权了。这个结论同样不能令人满意，因为假如舜的父亲稍稍宽容，许可舜和一个极为恶毒的女人结婚，不知孟的答案是怎样的。假如让舜这样一位圣贤娶上一个恶毒的妇人，从此在痛苦中生活，我以为不够恰当。倘若你说，在生活里，幸福是最重要的，孟老夫也肯定要和你翻脸。但不怎么说，一个理论里只要有了“从权”这说法，总是有欠严谨。好在孟又有些补充说明，听上去更有理。

有关礼与孰重的问题，孟说，礼比重，正如金比草重。虽然一车草能比一小块金重，但是我的估计，金和草的比重大致是一百比一——搞确是不可能的，因为草和草还不一样。这样我们就有了一个换算关系，可以作为生活的指南，虽然怎么使用还是个问题。不怎么说，孟的意思是明白的，生活里有些东西重，有些东西轻。正如我们现在说，有些事格调，有些事格调低。假如我们重视格调的东西，轻视格调低的东西，自己的格调就能提升。

作为一个前理科学生，我有些混账想法，可能会让真正的人文知识分看了上长疙瘩。对于“礼”和“”，大致可以有三到四不同的说法。其一，它们是不同质的东西，没有可比；其二，礼重轻，但是它们没有共同的度量；最后是有这度量，礼比重若，或者一单位的礼相当于若单位的；以上的分类恰恰就是科学上说的定类（nominal）、定序（ordinal）、定距（interval）和定比（ratio）这四尺度（定距和定比的区别不太重要）。这四尺度越靠后的越密。格调既然有低之分，显然属于定序以后的尺度。然而，说格调仅仅是定序的尺度还不能令人满意——定序的尺度，礼比重，顺序既定，不可更改，舜就该打一辈光。如果再想引事急从权的说法，那就只能把格调定为更加密的尺度，以便回答什么时候从权，什么时候不可从权的问题——如果没个尺度，想从权就从权，礼重轻就成了一句空话。于是，孟的格调之说应视为定比的尺度，以格调来度量，一份礼大致等于一百份。假如有一份礼，九十九份，我们不可从权；遇到了一百零一份就该从权了。前一情形是在一百和九十九中选了一百，后者是从一百和一百零一中选了一百零一。在生活中，作正确的选择，就能使自己的总格调得以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