验。我记得“文化革命”刚开始时，到都在唱那支歌——老英雄儿好汉，老反动儿混——与此同时，我的一些同学穿上了绿军装，腰里束上了大带，站在校门，问每个想来的人：“你什么？”假如回答不是红五类之一，他就从牙里冒一句：“狗崽！”他们还了很多更加恶劣的事，但是我不喜揭别人的疮疤，而且那些事也离题了。

我说的这件事很快就过去了。我的这些同学后来和我一起去队，共过患难以后，有些成了很好的朋友，但是我始终以为他们那时的行为很坏。“文化革命”是件忽然发生的事，谁也没有预料到，谁也不可能事先考虑遇到这样的事我该怎么人。我的这些同学也是忽然之间变成了人上人——平心而论，这是应该祝贺的，但这却不能成为欺压别人的理由。把狗崽三个字从朝夕相的同学嘴里来，你又于心何忍。我这样说，并不等于假如当年我是红五类的话，就不会去欺压别人的事。事实上一筐烂桃里挑不几个好的来，我也不比别人好。当年我们十四五岁，这就是说，从世到十四岁，我们没学到什么好。

我在北方一个村里队时（当时我是二十二岁），看到村里有几个郁的年轻人，穿着比较净，工作也比较勤奋，就想和他们结。但是村里人劝我别这么，因为他们是地主。农村的情况和城里不一样，是什么，成分也是什么。故而地主的儿是地主，地主的孙也是地主，孙孙不能改变。因为这个原因，地主的儿总是找不到老婆。我们村里的男地主（他们的父亲和祖父曾经拥有土地）都在打光，而女地主都嫁给了贫下中农以求女能改变成分。我在村里看到，地主家的自留地得比较好，房盖得也比较好。这是因为他们只能靠自己，不能指望上面救济。据说在“文化革命”前，地主家的孩学习成绩总是比贫下中农，因为他们除了升学离开农村外，别无路。这一说来不足为奇，因为在中世纪的欧洲，犹太人在商业方面也总是比较。但是在“文化革命”里，升学又不凭学习成绩，所以黑五类就变得绝无希望。我所见到的地主就是这样的。假如我宣扬我的所见所闻，就有可能遇到遇罗克先生的遭遇——被枪毙掉，所以我没有宣扬它。现在中国农村已经没有地主富农这些成分了，一律改称社员。这样当然是好多了。

到了我考大学那一年（当时我已经二十六岁），有一天从###门经过，看到有一些年轻人在请愿。当时虽然上大学不大看了，但还是有些坏到家的人，虽然本人成绩很好，也上不了大学。后来这些人经过斗争，终于了大学。其中有一位还成了我的同班同学。这位同学的其实并不坏，父母都是共产党的老。他母亲在“文革”里不堪凌辱，自杀了。从党的立场来看，我的同学应当得到同情和优待，但是没有。人家说，他母亲为什么死还没有查清。等到查清了（这已是大学快毕业的事了），他得到一笔抚恤金，也就是几百块钱吧，据我所知，我的同学并不为此激涕零。

以上所述，就是我对、血统这件事的零碎回忆。也许有助于说明“血统”是怎样的一回事。总起来说，我以为人生在世应当努力，应该善良，而血统这说法对于培养这些优良品质毫无帮助。除此之外，血统这件事还特别的荒唐。但是现实，尤其是历史，与我怎样想毫无关系。因此就有了这样的事：在“文化革命”里，艾君这样一个正在上小学的女孩，她的命运和她的外祖父——一位国民革命的元勋（但是这一在当时颇有争议），她的父亲——一位前国民党军队的炮兵军官，密地联系在一起了。这本书就在讲这些事——艾君当时是怎样一个人，她的外祖父，她的父母又是怎样的人。拿破仑曾说：世间各书中，我独以血写成者。假如你是拿破仑这样的读者，就会喜这本书。

《血统》，艾晓明著，1994年4月城版社版。

关于“媚雅”

前不久在报纸上看到一篇文章，谈到有关“媚俗”与“媚雅”的问题。作者认为，米兰·昆德拉用来一个词儿，叫“媚俗”，是指艺术家为了取悦大众，放弃了艺术的格调。他还说，我们国内有些小玩闹造个新词“媚雅”，简直不知是什么意思。这个词的意思我倒知，是指大众受到某些人的蛊惑或者误导，一味追求艺术的格调，也不问问自己是不是消受得了。在这方面我有些经验，都与欣赏音乐有关。雅音乐格调很，大概没有疑问。我自己在音乐方面品味很低，乡村音乐还能听得住，再就受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