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而内化，德而形于内，人遂得由仁义礼智的通提升到天的层次。天是自然，也是超越界。经过四德的内化，人超凡圣回到天然，是以经过人心与天心的汇，经过圣的境界，天命不是降予王者，不是降于周人，而是降在你我他每一个人的上。

天命遂不是王者的使命，天命的意义平凡而超越，现时而永恒。

因此，饮男女，要“成圣”很难，而作为普通人的“天命”和“天”就是要活得自然，活得真实，活得内外“顺达通乐”。

但并不是说，人们就可以为所为，像存在主义者认为的那样——只要我想什么，我的想法本就是一存在，所以就有意义。这想法的危害在于，它直接导向虚无主义，对什么都不相信，只相信自己的想法。

当今的中国现实，存在主义思想还大有市场，尤其在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的刺激下，这思想以各面目现。

“派对”是很容易归于其中之一翼的，但它却有着自己的神走势和独特疆域。

应该看到，当着没有外力的抑制而犹能自律，这只有最“心修养”的人才能办得到。在通常情况下，一般人是当有外力抑制时，他就收敛些，当外力不存在时，他就放肆些。

“派对”的行为者正是在这既有外力（传统的价值观念和德规范）又不想压抑自的夹中生存，这就决定了他们的行为诡异，以地下状态为主，而在实际行为中，他们又能十分放肆，越过一切传统藩蓠，将在办公室和公共场所压抑的心灵尽力伸展开来。

众所周知，婚姻、情和这三件事，既是一回事，又是各不相的三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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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婚姻的角度，从社会的约束的角度看，婚外恋是不德的。但从情的角度上看，没有情的婚姻也是不德的。

这个矛盾如何解决？“派对”虽然不是解决这个矛盾的良方，但它是否提供了某些值得人们思考的东西呢？

董乐山先生说，中国有史以来的婚姻制度底下，绝大分都是没有情的婚姻——有的情是在结婚以后大家互相培养来的——不是指腹为婚，就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到了民国时代还是需要介绍。今天的农村和不少城里人仍然需要这“中介”。

外国人称这婚姻叫“为了方便的婚姻”。

“嫁得好还是得好”曾一度成为媒争论的，但争来论去，还是见仁见智，莫衷一是。

客观事实却是：不少家变成了“维持会”——就是过去敌伪时期给日本人维持社会治安的伪政府，关系勉维持下去，有儿有女，而且年龄大了，凑合着过算了。

中国九十年代以前离婚一直十分困难，而且是一件特别丢人的事。

尤其是文革期间，除非你的人是右派之类，情不好要离婚简直不可能。不但组织上不同意，就是到了法院去，调解来调解去，五年十年就这么耗过去了，再到双方都白了发再离掉还有什么意思呢。

这半死不活的“耗生活”其实是违背“天命”和“天”的，是“恶”的和“不孝”的。怪异的是，其中的人们却麻木得连个嚏都打不响。

这目惊心的事实甚至延续到了今天。据报，目前中国一千对夫妻只有十三对是真正幸福的，而五百多对则是彼此冷漠。

还有一个在作家文人中行的调查：十二个人，七个是因为外遇离了婚的，另外五个其中的二个正在行婚外恋，还没发展到离婚，最后三个有过神外遇，也就是有贼心没贼胆。

好像没有一个跟另一半是真正忠诚和相的。这个数字让人大吃一惊。

年轻的女不禁会问：“我能保证我与他就是那千分之十三中的一对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