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革命势不可挡地发生了。这里，需要介绍那位著名的绅士派领衔主演了，他就是在北京大学当过校长、文学院院长和五个系的系主任，在全世界获得过几十个名誉博士衔，心搜集五大洲怕老婆的故事，还曾经梦想任中华民国总统的胡适。胡适（1891…1962），字适之，安徽绩溪人。在安徽这块旧文学的正宗——桐城派的风宝地上，却产生了胡适和陈独秀这样两位旧文学的掘墓人。陈独秀被骂为“独兽”、“毒蝎”，胡适之这个名字则被一位著名的大学者在试题时用“孙行者”的下联，因为“猢”与“狲”都是猴的意思。总之是不属于人类。而在古文大师林琴南的影小说《荆生》中，胡适的名字叫“狄莫”，“狄”与“胡”，都是蛮夷之辈，总之还是非我族类。就是这两位被许多人视为轻浮少年的一胡一陈，共同揭起了文学革命的中军大旗。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提“吾因为今日而言文学改良，须从八事手”。这“八事”是：须言之有。不模仿古人。须讲求文法。不作无病之。务去滥调语。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语。这“八事”被陈独秀称赞为“今日中国文界之雷音”。陈独秀随后发表了态度更为明确决的《文学革命论》，“以为吾友之声援”。陈独秀宇轩昂地提了著名的三大主义：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陈独秀的三个“推倒”，并不是全面否定古代文学。他所要推倒的古典文学，其实是指仿古的文学。就在《文学革命论》这篇文章里，陈独秀用了大量文字赞古典文学的优秀分，说《诗经》中的“国风”、“楚辞”都是“斐然可观”的，魏晋以下之五言，改变堆砌之风，在当时可谓文学的一大革命，韩柳崛起，一洗前人纤巧堆砌之气，元明剧本、明清小说，“乃近代文学之粲然可观者”。他主要批判的是六朝的靡丽文风，明代一味仿古的前后七，和桐城派的一些人，称这些无病的人为“十八妖”。胡适、陈独秀的文学革命主张提后，得到了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鲁迅等人的积极响应。钱玄同（1887…1939），号疑古，自称疑古玄同，浙江吴兴人，文字音韵学家。刘半农（1891…1934），原名刘复，江苏江人，文学家和语言学家。钱、刘二人为了使文学革命激起更大的反响，发表了著名的“双簧信”。由钱玄同化名王敬轩，汇集了各攻击新文学和白话文的言论，致信《新青年》，然后由刘半农作《复王敬轩书》（即《奉答王敬轩先生》），逐条行批驳。这个虚乌有的王敬轩，不但代表了顽固守旧派的观，而且还引起了不少复古思想者的共鸣。近代著名学者、翻译家林纾发表《荆生》、《妖梦》两篇小说，攻击新文化运动是“禽兽之言”。又发表《致蔡鹤卿书》，规劝蔡元培保全名教，说“大学为全国师表，五常之所系属”，不应该“覆孔孟，铲常”。又说如果提倡白话文，那么小商小贩就都可以当教授了。蔡元培回答说，常有五：君臣、父、兄弟、夫妇、朋友，北京大学除了反对封建君臣这一外，“从未有以父相夷、兄弟相阋、夫妇无别、朋友不信，教授学生者”。北大还有一个德会，其基本戒约有不嫖、不纳妾等，这都是与孔孟之不相违背的。蔡元培又说，北京大学也没有“尽废古文而专用白话”，国文课本，中国文学史和文字学讲义，都是文言。当一位日本学者指责北京大学不尊孔、废除讲经时，蔡元培答：“北大崔适教授讲《五经要义》，《秋复始》，陈汉章教授讲《经学通论》，黄节、沈尹默教授讲《诗经》，梁漱溟教授研究孔家哲学，北大何尝废讲经？”不过北大对于各家学说“均一视同仁”，这才是北大的怀。李大钊则发表了《新旧思之激战》，认为：“宇宙的化，全仗新旧二思，互相挽，互相推演，仿佛像两个运着一辆车一样；又像一个鸟仗着两翼，向天空飞翔一般。我确信这两思都是人群化必要的，缺一不可。……我又确信这二思，一面要有容人并存的雅量，一面更要有自信独守的。”时代的要求，加上先驱者的奋争，白话文学的主张取得了胜利。  txt电书分享平台华人小说吧

撕开的黎明：狂飙为谁从天落（4）

1920年，北洋政府###正式规定白话为“国语”，通令全国中小学采用白话课本。从那时开始，中国儿童的启蒙教育不再是他们似懂非懂的“天地玄黄，宇宙洪荒”和“上大人孔乙己”，而是他们生活的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