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世界上最适合于他们的东西。白话文运动并不是文学革命的全。李大钊在《什么是新文学》一文中说：我的意思以为刚是用白话作的文章，算不得新文学；刚是介绍新学说、新事实、叙述新人，罗列新名词，也算不得新文学。鲁迅说，白话文学“倘若思想照旧，便仍然换牌不换货”。所以，新文学的建设没有停留在胡适所讲的“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的要求上，而是一步致力于文学内容的革新。在这方面了不可替代的大贡献的，就是中国现代文化史上著名的周氏兄弟。周氏兄弟是浙江绍兴人，长兄周树人（1881…1936），笔名鲁迅等，二弟周作人（1885…1967），笔名知堂等。这兄弟二人的思想和文字，对20世纪中国知识分的“树人”和“作人”，产生了磁化般的影响。周作人在文学革命中发表了《人的文学》和《平民文学》等重要文章，提要从“灵一致”的生活角度去创造“人的文学”、“人的文学”、“个人的文学”，又提文学“为人生”的主张。他说：我们不必记英雄豪杰的事业，才佳人的幸福，只应记载世间普通男女的悲成败。周作人提“以真为主，即在其中”的艺术主张，这是对虚伪粉饰的仿古文学的有力矫正。20世纪的中国文学中，“纯学”、“纯艺术”的倾向始终不能占据主，这与20世纪中国直面现实的需要于一切是密切相关的。鲁迅在新文化运动中也发表了一系列刻犀利的文章，猛烈抨击封建理德，为文学革命呐喊助威。鲁迅以他定清醒的现实主义立场和韧持久的战斗神，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砥和整个中国现代文学的神代表。而在新文化运动初期，鲁迅影响最大的则是他的文学创作实绩。1918年5月，《新青年》开始全采用白话。鲁迅就在这一期上发表了新文学小说的奠基之作《狂人日记》。这是一篇反对封建礼教的战斗檄文，小说中的“狂人”象征着一代还不能被多数民众理解的文化先觉者，是一个英勇孤独的战士。他通过痛苦的反思，得了一个振聋发聩的结论：封建宗法制度“吃人”。小说结尾，说将来的社会“容不得吃人的人”。鲁迅沉痛地写：没有吃过人的孩，或者还有？救救孩……鲁迅在《狂人日记》之后，“一发而不可收”，写了《孔乙己》、《药》等著名小说，刻揭示了封建传统思想给人们造成的神创伤。他解剖中华民族国民的弱，意在暴社会的病，以引起疗救的注意。几年后，他把自己这一时期的小说结集时，取名《呐喊》。“呐喊”二字，正是“五四”黎明期总姿态的写真。那声音，直到1921年前后，还依然嘹亮。在这片刚刚撕开的天宇上，一双双幼稚的手开始勇敢地“涂鸦”了。刚写了几首《老鸦》、《鸽》和“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的胡适，1919年居然写了《谈新诗》，还发表了一独幕剧《终大事》。1918、1919两年，《新青年》、《每周评论》连环掌般推了一系列战斗力极的杂，如鲁迅的《我之节烈观》，陈独秀的《偶像破坏论》，李大钊的《新的！旧的！》，刘半农的《作揖主义》等。这些杂仿佛武侠小说中的“分错骨手”，一步撕裂着旧世界的铁幕，一步鼓动着新世界的狂飙。小说界的动作也非常快。还在新文学小说的奠基作《狂人日记》问世之前两个月的1918年3月，胡适就在北京大学作了一篇《论短篇小说》的演讲。4月，周作人在北京大学作了一篇《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的演讲。若从时间上看，1917年的6月，陈衡哲在《留学生季报》的新4卷夏季2号上发表的《一日》，目前被认为是新文学的第一篇白话小说。但这篇小说对于当时的国内文坛并无较大影响，作品本也浅白直，倘一味调其“白话”价值，则恐怕上溯起来，在此之前，白话作品多矣。1919年，是“问题小说”之年。罗家的《是情还是痛苦》，冰心的《谁之罪》，题目就是带着问号的。刚爬矿井的工人，不容易辨清方向；刚撕开铁幕的斗士，则满都是疑惑。这些在今天看去显得十分幼稚的作品，在当时却令中国人开始明白什么叫“问题”。中国人开始思考“人为什么活着”，“人生的意义是什么”，“人是什么”，“人是什么”，“情是什么”，“社会是什么”，“国家是什么”等以前几乎本不存在的问题。这些问题有没有答案是无关要的，但有了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才算是跨了“现代”的大门。从1915年开始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是由中国传统文化的危机所引发的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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