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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民批判金庸小说贯穿着一条国民批判的思想线索，因而超越了一般的迎合读者趣味的通俗小说，自觉担负了重建国民神的任务，客观上与新文学遥相呼应。在金庸的作品中，与大力弘扬中华文化相辅相成的是，他不断解剖和反省中国文化的各弊端，特别是对以知识分气为代表的国民行刻的批判。这些批判有时是与对汉族文化的批判结合在一起的。例如金庸的第一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中，主要的群形象是陈家洛所领导的红会。红会志在推翻满清统治，人才济济，组织严密，但最终却一事无成，退走回疆，这与他们的文化观念有着极大的关系。红会得知乾隆皇帝生于汉人之家的秘密，便天真地幻想依靠这位当今天，驱除鞑虏，重整河山。他们千方百计向乾隆证明其世，又将乾隆囚禁于杭州六和塔，由总舵主陈家洛利用同胞兄弟之情百般劝说。陈家洛劝说的理论基础一是华夷之辨，二是忠孝观念，三是功业思想。他说：“你是汉人，汉人的锦绣河山沦胡虏之手，你却去了胡虏的脑，率领他们来欺压咱们黄帝孙。这岂不是不忠不孝，大逆不吗？”又说：“你一样皇帝，与其认贼作父，为后世唾骂，何不奋发鹰扬，建立万代不易之基？”说到底，红会要改变的只是一个“名分”，就像阿q竭力要证明自己姓赵，证明别人打他是“儿打老”。重虚名而轻实务，这是中国文化发展到后期的一个重大弊端。陈家洛几次有机会杀死武功于自己的朝廷鹰犬张召重，但由于“不是大丈夫行径”的念作怪而都放弃了，这实际上是守小义而舍大义。在陈家洛上，顾虑重重、矫情狭隘的中国知识分特表现得十分典型。在儒家思想熏浸之下，他们想不敢，该恨不能恨。表面上潇洒大度，内心里斤斤计较。陈家洛本与木卓的长女、智勇双全的霍青桐两心相许，但因曾见霍青桐与一少年神态亲密，便不敢打开心扉，反而有意疏远。后来才知那少年是女扮男装的李沅芷，愧怍之下，仍故作平静，使霍青桐伤心成疾。陈家洛与香香公主喀丝丽相后，曾痛苦地思考“我心中真正的到底是谁？”想到霍青桐谋略众，文武双全时，他终于发现：“唉，难我心底，是不喜她太能么？”心惊之下，他自谴：“陈家洛，陈家洛，你襟竟是这般小么？”可是最后，他连香香公主也失去了。中国传统文化发展到晚期，已经是百孔千疮。君昏臣佞，上欺下瞒，人心险恶，自大虚伪。陈家洛总上不失为一位有才、有血的英雄，但他的思维方式中积淀了许多封建文化观念的糟粕。在这个问题上，金庸最后一小说《鹿鼎记》中有许多情节可与《书

金庸与国民文学（3）

白，远过汉人，只是男文弱，人数又少，常受汉人的欺凌”。大理国君之弟、镇南王段正淳的夫人刀白凤便是摆夷人。段正淳天风，所到之，与许多女结缘生情，终于激起了镇南王妃刀白凤的反抗，伤心愤怒之下，这位王妃竟然随便委于一天夜里偶然路遇的一个丑陋污秽、浑脓血恶臭的叫化，后来生下了书中主人公之一段誉。而那个叫化原来是前朝被弑国君的皇太段延庆，他在重伤之际得此奇遇，神大振，后来成为天下第一大恶人，使段誉吃尽了苦。而段誉又与段正淳情人的几个女儿分别产生情愫，回环纠缠，最后段正淳和刀白凤以及他的几个情人同时惨死，剩下段誉与段延庆父相对……这一切可以说都起因于段正淳对于为少数民族的王妃刀白凤的极端不尊重。陈墨先生论：“段誉既是他父亲的情孽的受害者，同时又是段延庆夺权的对象之一，还是乃父的情人的复仇的对象。”（《新武侠二十家》p111）若从民族关系的角度说，段誉的痛苦灾难也是民族沙文主义不经意所造成的恶果。不论从国家利益还是个命运着，金庸小说都在批判以凌弱的同时，昭示民族平等的极为重要。1949年以后的中国，由于建立大一统现代化国的需要，中央政府度重视民族团结和民族平等问题，中国了几千年来民族政策最先的时期。中国政府推行民族平等方针，对少数民族充分照顾、援助、尊重。但是在文学上，对汉族文化本却缺少批判，把历史上对少数民族的歧视都归罪于以往的统治者。实际上给人这样一观念：即少数民族自愿地团结在汉族周围，共同建立起伟大的中华文化。这里忽略了历史上各民族之间的斗争，忽略了汉族给其他少数民族带来的文化压抑。实际上仍然带有比较厚的汉族中心主义彩。在50~70年代有关少数民族的文学中，少数民族被简单地描写成善良勇敢、聪明丽、能歌善舞的一卡通式形象，成为反衬汉族文化先的镜。金庸小说相比之下，境界显然更一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