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恩仇录》参照。康熙皇帝对韦小宝说：我中国皇帝，虽然说不上尧舜禹汤，可是惜百姓，励图治，明朝的皇帝中，有那一个比我更加好的？现下三蕃已平，台湾已取，罗刹国又不敢来犯疆界，从此天下太平，百姓安居乐业。天地会的反贼定要规复朱明，难百姓在姓朱的皇帝统治下，日会过得比今日好些吗？这段话未必完全正确，但确实值得那些大汉族主义者思考。有趣的是，《鹿鼎记》中也有一个策动政变的情节，几个为学界泰斗的大知识分顾炎武、黄宗羲、吕留良、查继佐等，竟然一本正经地苦劝院、“不学有术”、专靠溜须拍飞黄腾达的韦小宝去当皇帝。查继佐说：决不是开玩笑。我几人计议了几个月，都觉大明气数已尽，天下百姓已不归心于前朝。实在是前明的历朝皇帝把百姓害得太苦，人人思之痛恨。可是清廷占了我们汉家江山，要天下汉人剃结辫，改服夷狄衣冠，这气总是咽不下去。韦香主手绾兵符，又得当今皇帝信任，只要举义旗，自立为帝，天下百姓一定望风景从。明知自己的皇帝“把百姓害得太苦，人人思之痛恨”，却还要推一个最会搜刮民脂民膏的小氓。假设韦小宝了皇帝，百姓苦到什么程度，真是不可想象。至于韦小宝这个阿q式的形象本，更是集中国国民弊端之大成，这个问题已经有许多学者过系统的研究，本文不再展开。金庸小说对中国文化弊端的反省是多方面的，仅从上述就足见其度。金庸小说对中国国民的批判，是与“五四”新文学神相通的。实际上是“五四”神在通俗小说领域的延伸。在思想上，或许还达不到鲁迅那样的度；但由于小说篇幅之浩大、描写之细腻以及读者之众多，其影响的广度是不亚于新文学的。四专制政治批判金庸小说中政治描写和政治思考的比重很大。他批判了专制社会的弊端，揭示了集权导致的个人崇拜。在《鹿鼎记》的第一回，金庸就别匠心地表达了他的政治观：那文士提笔醮上了墨，在纸上写了个“鹿”字，说：“鹿这野兽，虽是庞然大，却极为平和，只吃青草和树叶，从来不伤害别的野兽。凶猛的野兽要伤它吃它，它只有逃跑，倘若逃不了，那只有给人家吃了。”又写了“逐鹿”两字，说：“因此古人常常拿鹿来比喻天下。世上百姓都温顺善良，只有给人欺压残害的份儿。《汉书》上说：‘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那就是说，秦朝失了天下，群雄并起，大家争夺，最后汉祖打败了楚霸王，就得了这只又又大的鹿。”那小孩：“我明白了。小说书上说‘逐鹿中原’，就是大家争着要皇帝的意思。”那文士甚是喜，了，在纸上画了一只鼎的图形，：“古人煮，不用灶锅，用这样三只脚的鼎，下面烧柴，捉到了鹿，就在鼎里煮来吃。皇帝和大官都很残忍，心里不喜谁，就说他犯了罪，把他放在鼎里活活煮熟。《史记》中记载蔺相如对秦王说：‘臣知欺大王之罪当诛也，臣请就鼎锅。’就是说：‘我该死，将我在鼎里烧死了罢！’”那小孩：“小说书上又常说‘问鼎中原’，这跟‘逐鹿中原’好像意思差不多。”那文士：“不错。夏禹王收九州之金，铸了九大鼎。当时的所谓‘金’其实是铜。每一鼎上铸了九州的名字和山川图形，后世为天下之主的，便保有九鼎。《左传》上说：‘楚观兵于周疆。定王使王孙满劳楚。楚问鼎之大小轻重焉。’楚只是楚国的诸侯，他问鼎的轻重大小，便是心存不轨，想取周王之位而代之。”那小孩：“所以‘问鼎’，‘逐鹿’便是想皇帝。‘未知鹿死谁手’，就是不知那一个成了皇帝。”金庸是站在人民的立场来看待帝王的“功业”的。泽东在《贺新郎·读史》中说：“五帝三皇神圣事，骗了无涯过客。”金庸在《雕英雄传》中借一首曲：“兴，百姓苦；亡，百姓苦。”金庸小说戳穿了中国政治文化的神圣，揭破了从朝廷政治到民间政治的黑幕。《碧血剑》第十九回写：李岩心大震，当即站起。他知自来帝皇最忌之事，莫过于有人觊觎他的宝座。历朝开国英主所以屠戮功臣，如汉祖、明太祖等把手下大将杀得七零八落，便是怕他们谋朝篡位，李自成要是信了这句话，那可糟了，不由得颤声：“这……这……这……”金庸不是专门针对某些“暴君”、“昏君”，而是重在揭示制所导致的恶果。有时金庸对某些帝王还加以赞赏的笔调。如《鹿鼎记》第三十四回写：康熙笑了几声，随即正：“我读前朝史书，凡是惜百姓的，必定享国长久，否则尽说些吉祥话儿，又有何用？自古以来，人人都叫皇帝作万岁，其实别说万岁，享寿一百岁的皇帝也没有啊。什么‘万寿无疆’，都是骗人的鬼话。父皇谆谆叮嘱，要我遵行‘永不加赋’的训谕，我细细想来，只要遵守这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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