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题目的文章实在不好，就像没有项目的奥运会一样。倘若撒开缰绳漫无边际地扯上一通，难免被裁判为态度不严肃的墙芦苇；倘若揣着裁判员的心思绞尽脑地大显其观诗慧，则又有企图凌越新诗专家的嫌疑。唐朝的科举我总有看不惯，如果不是恩师看中了那句“野火烧不尽，风又生”的话，凭白居易的本事，还真说不定它个“八十老童生”呢。冒犯，冒犯。由此便想到，为什么胡适在答复絮如的信中，对他所了解的卞之琳的《第一盏灯》行辩冤，而他不熟悉的何其芳的《扇上的烟云》却表示“哀怜”呢？自从读了“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之后，胡适的形象在我心中便永远也膨胀不起来了。据说他把名字改为“适”，来源于《天演论》的“竞天择，适者生存”。如果说在个人生活上他还可算个“适者”，那么在文学见解上，他就越来越远离“优胜”而走向“劣败”了。从1937年《独立评论》上那场关于新诗“看不懂”的争论，我觉得胡适在学观念上已经到了江淹的更年期。念念不忘把自己摆在新文学“第一盏灯”的地位，结果却大有化作“扇上的烟云”之虞也。无疑，胡适是个功臣。《尝试集》勇敢地扯下裹了千百年的脚带，在金莲玉笋的辱骂和轰笑声中，跌跌撞撞地印下一串解放的足迹。于是，便在一片天足的杂沓纷纭中，新诗走了它的第一个十年。但是，这原始的新诗如果一成不变地保留其生活方式，那夭折就不远了。早期原始社会人的寿命都不过十几岁而已。需要英雄，于是，新文学史又亮起了第二个“第一盏灯”，即以汉语为外语的李金发。李金发以走私法国的象征主义而青史留名。我在《风不度玉门关——象征主义在中国的命运鸟瞰》一文中某些有关的话，不妨剽窃于此：法国象征主义如同一世纪初的风，飞越千山万，到中国这座刚刚解冻的园，为放足不久的诗坛带来异域的芳香，带来新奇的艺术追求，使中国产生了一批幼稚而又早熟的“七岁的诗人”（兰波诗题）。然而，中国的血型似乎永远是“ab”，可以容纳一切，但一切最终要变成“ab”。仅仅十余载，象征主义就昙一现，枯萎于现实主义灼的夏天。步的艺术派何以夭折呢？首先，中国诗坛乃至全民族的审胃实在太弱了，承受不了如此之大补。连胡适、艾青这样的大家都摇侧目，只好慢慢地来了，此发展规律之必然。其次，作品实在幼稚，佳作极少。试作定量分析，可知模仿远远大于创造，长期竞争不过浪漫派和现实派，与法国祖师相比也有辱门风。只是到了上世纪30年代中期，才勉占领了几年制，不过，那已是中国化的象征主义了。追求主原因，则可看诗人缺乏对诗歌发展规律的层次把握，对古典诗歌修养不够，语言学知识欠缺，理论与创作分家等等。终于，我们只好叹息一声“风不度玉门关”了。《中国初期象征派诗歌研究》一书中似乎也隐隐包了这情调。今天，把李金发这盏灯拾起来，只能是“自将磨洗认前朝”了。由于上述那些原因如今都已基本解决，所以，二三十年代那些风得以顺利地过来了，但可惜已不是风了。现代诗歌的研究，应该成为中国新诗如何发展的重要依据。亦步亦趋，终非久计；何去何从，有待思。舒婷与北岛，早已不再是少年时的江淹了。现代派现代派，很多人可以把梦话拿去发表，标榜为现代派。一切概念皆有其历史。现实主义倘若一味持“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那结果必然将诗坛变成没有项目的奥运

无题谈诗

文学都发挥了不同的作用，它们是一个整，而不是简单的先战胜落后的关系。1998年，北京大学版社再版了钱理群、吴福辉、温儒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这本书在每个10年都专门设立了通俗文学一章。这表明了一个极大的变化。旷新年先生批评这个框架有不妥之，但这已经是一个趋势。2000年中国人民大学版社的新版现代文学史，也专章讲授了通俗文学。所以，目前关于“现代文学”这个概念，现了许多课题。一是在中国20世纪产生了各文学，如何对待。以某一价值观念行取舍后，对不符合自己的标准的文学脆不讲，恐怕是不妥的。比如有的当代文学教师不讲文革文学，有的连十七年也不讲。“空白理”恐怕不是历史研究的最佳方式。但是，另一方面，也要注意不同文学的价值区分。张恨与鲁迅就是不好随便比较的。要把这些问题研究清楚，我们就要回到文学史中去，仔细考察当时的文学生产、通和接受的状况，包括考察版、报刊、文学教育和各亚文学的状况。这样我们或许会尽快找到妥善理“现代文学”这个概念的方法。（发表于韩国汉学国际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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