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十位作家都玩玩票后知趣引退。范烟桥评述：“写侦探小说大概需要一特别的才能，不能随便可以下笔的，即使有人试写也不易显特，站不住，因此市上行的仍以翻译居多。”《民国旧派小说史略》，魏绍昌编《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p337，上海文艺版社1984年。到了沦陷时期，知名作家中只有程小青和孙了红这一对“青红帮”在苦苦守，抗战胜利后才又迎来一度短暂的繁荣。而从程小青不断登载卖画广告，“敢托丹青补砚田”，以及孙了红不断生病；《万象》杂志为其募捐，可以看程、孙二人“笔”欠丰，侦探小说这碗饭是很难吃的。沦陷时期的程小青，成名已久，译著皆丰。上海世界书局从1941年至1946年陆续版《霍桑探案袖珍丛刊》三十册。他在一些著名刊上翻译国范达痕的《斐洛凡士探案全集》（今译菲洛·万斯），英国杞德烈斯的《圣徒奇案》，国艾勒里·奎恩的《希腊棺材》等世界优秀侦探小说。而他自己的创作，一是数量少、速度慢了，二是自我重复，突而不破。主要原因有两方面。首先程小青较，无论作品中的现代法律神、科学民主意识还是叙事技巧，都在新文学面前无须低。这使程小青敢于放言：“小说的有没有文学价值，应当就小说的本而论，却不应把裁或质来限制。”《论侦探小说》，《红玫瑰》第5卷11期，1929年5月11日。他不仅为侦探小说“争位置，说功利”，而且还以专家吻“叙历史，谈技法”范伯群语。。新文学的火力一向集中在张恨、平江不肖生、郑逸梅等人上，对侦探小说似乎碍于“转折亲”的关系另看待。所有这些造成“侦探泰斗”程小青长期于无压力、无竞争、无批评、无引导的状态，艺术觉渐渐定型和钝化，一直局限于并满足于“福尔斯——华生”模式，失去了一步雅化的活力。其次，侦探小说阵地全集中于上海洋场，实属世界侦探小说的一个分支，须随世界而动。以柯南尔《福尔斯探案》为代表的侦探小说属于经典式，讲究绅士风度、合情合理，迎合中产阶级味，它们在20世纪的前三分之一备受迎。程小青恰是赶上了这一次浪。而30年代开始，“汉派侦探小说”崛起并走向全盛参见拉里·n。兰德勒姆《侦探和神秘小说》，《国通俗文化简史》，漓江版社1988年。，它们调动作、野、非理，迎合了科技步所造成的大量市民读者。古典式侦探小说与之相比，人不够生气，故事不够惊险刺激，充满顿式理世界的僵化、机械和决定论，而且带有维护现存秩序的彩。程小青的“霍桑—包朗”模式显然暴落伍之虞，关注世界动态的他意识到了这一，但是名牌产品的更新换代诚非易事，尤其风尚健之时。于是，程小青只能在维持现状的基础上略作调整，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他丢开霍桑和包朗，以《龙虎斗》为题，写了两篇福尔斯与亚森罗苹斗法的探案。虽然仍以前者为正，后者为邪，但作品的光彩却尽落于后者。亚森罗苹狡狯百地戏耍福尔斯、侮辱华生，占据上风，结尾失败并非败于福尔斯，乃是败于必须主持正义的作者而已。作品动作，“作案手段”明，人格略呈复杂，特别是开放式收场，打破了传统侦探小说“发生在封闭的环境中的神秘事件”参见拉里·n。兰德勒姆《侦探和神秘小说》，《国通俗文化简史》，漓江版社1988年。的惯例，正如日本电影《追捕》的最后一句台词：“哪有个完啊！”留给接受者联想的余地。这已经是程小青自我更新的最远极限了，再往前，便是孙了红的疆域了。孙了红当时被誉为“中国仅有之‘反侦探小说’作家”见《万象》1942年11月p9。。可以注意到，同一时期言情小说现了反言情，武侠小说现了反武侠，侦探小说现了反侦探。这“三反”都与新文学现实主义神的影响有关，都旨在打破定型落伍的乌托，重新与发生剧变之后的世俗沟通。孙了红早年便以侦探创作知名，但得享盛名却在此时，有的作品也是修改早年习作而获成功。他的主人公鲁平是中国式的亚森罗苹，玩世不恭，风倜傥，兼侠、盗二职，藐视法律，自掌正义。“他充当侦探，也从来没有事主委托聘请。或者是由于好奇、好胜，或者是为了‘生意上的利益’，他总是不请自至，主动地承担起侦探的职责。”冯金《孙和他的侦探小说》，《中国现代通俗小说选评》p26，上海文艺版社1992年。他的为人绝对没有什么伟大的所谓‘正义’，他并不想劫了富人们之富而去救济贫人们之贫；他只想劫他人之富以济他自己之贫。痛快地说：他是和那些面目狰狞的绅士们，完全没有什么两样的！”孙了红《囤鱼肝油者》结尾。然而，鲁平的实际行为总是惩恶扬善，合乎读者心目中的“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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