愚指针一样。

不过，他还是在苏黎世的住宅里很快重新建立了他的老秩序和旧程式。如同在布拉格；他到床上向他们问候早安，上午陪特丽莎逛商店，还要一手显它走另外的路也同样胜任。

他是他们生活的计时。绝望的时候，她总是提醒自己，为了他也必须下去。因为他比她更弱，甚至比杜布切克以及他们离弃了的家园更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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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他们散步回家。电话铃响了，她拿起话筒问是谁，是一个女人的声音，用德语找托斯，语气不耐烦，特丽莎到有一嘲的味。她说托斯不在家而且不知他什么时候回来，电话那一的女人笑了，连再见也没说就接上了话筒。

特丽莎知这说明不了什么。这也许是医院的一个护士，一个病人，一个秘书或别的什么人。但她仍然心烦意，不能集中力任何事情。随后，她明白自己已失去了呆在家里的最后一气力：绝对不能忍受这绝对无所谓的枝节。

在一个陌生国家里生活就意味着在离地面很的空中踩钢丝，没有他自己国土之网来支撑他：家，朋友，同事。还有从小就熟悉的语言可帮助他轻易地说他想说的话。在布拉格，只有在某心灵需要时，她才依靠托斯；可现在事事都得依靠他。如果在这里他抛弃了她，她怎么办？她一辈都要在失去他的恐惧中生活吗？

她对自己说：他们的结识一开始就是一错误。腋下的那本《安娜。卡列尼娜》不过是一个假证件，它使托斯想非非。他们相，但他们都使对方的生活如地狱一般。相的事实，仅仅能证明这不是他们的错，不是他们的行为，以及变化无常的情的错，而是他们不相：他是壮的，她是虚弱的。她就象杜布切克说一个句停三十秒。她就象自己的祖国，结结，气吁吁，说不话。可是，当这位者都弱得不能伤害这位弱者时，弱者也就不得不起来以离去。她对自己说着这些，把脸贴在卡列宁茸茸的上说：“对不起，卡列宁，看来你不得不又要搬家了。”她挤火车厢的一个角落里，把大箱放在的行李架上，然后坐下来，卡列宁就靠着她的蹲着。这时，她老想着她和母亲住在一起时，她供职的那个餐厅里的厨师。那人总是抓住每一个机会在背后侮辱她，不厌其烦地当着每一个人的面问她打算什么时候跟他去睡觉。想起这样一个人真是奇怪。他一直是她最厌恶的典型。可现在，她能想象的，就是仰视着他，对他说：“你总是说想和我睡觉，行，我在这里呢。”她希望什么事以防自己回到托斯那儿去，希望残酷地毁掉这七年的生活。这是眩，一猛烈的、不可抑制的倒下去的望。

我们也许可以称这眩为一虚弱的自我迷醉。一个人自觉弱质，决定宁可屈从而不再，就是被这弱醉倒了，甚至会希望变得更加弱，希望在大广众中倒下，希望倒下去，再倒下去。

她试图劝说自己搬布拉格，放弃摄影师的工作，回到托斯的声音曾经引诱过她的小镇去。

可一到布拉格，她发现自己不得不些时间置各现实问题，只得推迟离去的日。

第五天，托斯突然回来了，卡列宁向他猛扑过去。这一刻，他们还来不及互相作必要的表示。

他们都到象站在冰雪覆盖的草原上，冷得直哆嗦。

然后，他们就象两个从未吻过的恋人那样相互靠近。

“一切都好吗？”他问。

“是的。”她回答。

“你去过杂志社啦？”“打了一个电话。”“是吗？”“没有什么事，我在等着。”“为什么？”她没有回答。她不能告诉他，她一直在等着他。现在，我们回到了我们已经知的时刻了。托斯烦闷得要命而且胃痛得厉害，直到夜都未能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