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件使他震惊的事是：他们认定他如何如何以后，便纷纷作反应。我得把这些反应归结为基本两大类：第一类反应来自那些曾经收回过什么东西的人（他们自己或亲友）。他们一直被迫与占领当局公开言归于好，或者正打算这么（当然是不愿意的

这一切都发生在1968年天。亚历山大。杜布切克还在当政，他与他那共产主义者们一起到了内疚，并愿意为此而什么。但另一些共产党人，老叫喊自己清白的那些人，害怕愤怒的民族将把他们送法审判。他们天天到俄国大使馆去诉苦，力图取得支持。托斯的信一见报，他们便嚷开了：看看都会些什么事吧！他们现在公开告诉我们，要挖我们的睛啦！

主治医生继续说：“迫使人公开收回过去的声明——有象过时的搞法。把你说去的话’收回’来，究竟是什么意思？谁能明确地宣布他以前的一个想法不再有效了？在现代，是的，一观念可以被驳倒，但不可以被收回。那么，既然收回一观念是不可能的，仅仅是上的，是一形式上的巫术，我看你没有理由不照他们希望的去。一个靠恐吓专政的社会里，什么样的声明也不必认真。它们都是迫的产，任何一个诚实的人都有责任不去理会它们。最后我得说的是，从我个人的利益和你的病人的利益发，你该留在这里和我们一起。”“您是对的，我肯定。”托斯显得很不兴。

使他震惊的第一件事是：尽他从未让人们有理由怀疑他的正直，但他们已准备打赌，宁可相信他的不诚实而不相信他的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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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托斯听到追随当局者为自己的内心纯洁辩护时，他想，由于你们的“不知”，这个国家失去了自由，也许几百年都将失去自由，你们还能叫叫嚷嚷不到内疚吗？你们能正视你们所造成的一切？你们怎么不到恐惧呢？你们有睛看吗？如果有的话，你们该把睛刺掉，远离底比斯浪去！

“我恐怕会难为情的。”

两三个月之后，俄国人决定在他们的辖区内取消言论自由，而且在一夜之间用武力攻占了托斯的祖国。

人们公认托斯是医院里最好的外科医生。谣传主治医生已接近退休年龄，很快会让托斯接手。作为补充的是另一个谣言，说当局让托斯写自我批评的声明。人们都相信他会从命。

托斯从苏黎世回布拉格以后，继续在他原来的医院工作。一天，主治医生把他叫去。

这类比使他如此兴，跟朋友谈时也时常引用，而且表达得越来越准确，越来越风趣。

“哦，对了，”主治医生补充，“你不必作公开声明，他们对我保证了的。他们都是些官僚，所需要的只是档案里有张条，意思是你没有反政权的意思。以后如果有人攻击他们，说他们还让你在医院工作，他们有个遮掩。他们给了我许诺，你所说的只让你与他们之间知，他们不打算发表其中的一个字。”“给我一个星期想一想。”托斯把这事搁下来了。

“难为情！你的意思是说你如此仰仗你的同事，所以要考虑他们怎么想？”“不，不是仰仗他们。”托斯说。

“可是？”主治医生想揣度他的思路。

托斯本谈不上兴。他们为了改变一个句的语序，不惜叫他务必去编辑室跑一趟，而大删大砍他的文章却不请他。这一来，削弱了他的基本论（使文章变得太图解化，太过分），他一儿也不喜这篇文章。

他和当时所有的知识分们一样，常读一印数达三十万份的捷克作家联盟的周报。这家周报从当局那里获得了相当的自主权，而且还涉及一些犯禁的问题。正是这家报纸提了这个问题：当局执政初期记录在案的政治审判及其杀人事件，谁来承担罪责。

即便是这家作家报纸，也只是重复同一个问题：他们知还是不知？托斯认为这个问题是次要的，于是自己坐下来写了那篇有关俄狄浦斯的想，把它送给了周报。一个月后，他得到了回答，让他去报社编辑室。简短的寒暄之后，编辑便开门见山直本题。他建议托斯把一个句的语序改一改。很快，这篇文章在倒数第二版见报了，登在“读者来信”栏目内。

“我不说你也知，”他说，“你既不是作家、新闻记者，也不是这个民族的救星。你是个医生，一个科学工作者。失去你我会非常难过的。我将竭尽全力把你留在这里。但你不得不收回那篇关于俄狄浦新的文章，这件事对于你来说是极其重要的么？”托斯想起他们把那篇文章删掉了足足三分之一：“跟你说实话，没有比这更不重要的了。”“你知这件事关系到什么？”主治医生说。

他是知的。面前有两样东西得权衡一下：一样是他的声誉（取决于他是否拒绝收回自己说过的话），另一样便是他称为生命意义的东西（他的医务工作与科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