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如此类，总是要人的。的人不叫“城”，叫“巡警”或别人什么名称，还不是一样？

狭义的专门对付动摊贩的“城”，并非1997年后才有。上世纪律80年代初，我在武汉市青山区政府工作时，区市政建设科（后来区直机构都升格叫局）就下设有城队，主要任务就是在街扫无证摆摊的，掀摊撵人、没收秤筐就是常用办法。

“城”发展到今天，与“拆”并列为两大新闻源，隔三差五就有搅动舆论沸沸扬扬的事件发生。

这些事件若以戏剧为喻，大有三类。一是悲剧：沈下岗工人、街摆摊卖烧烤的夏俊峰刺死两名城队员案二审，正受到社会广泛关注；当事双方的家都由此陷困境。

二是悲喜剧或正剧：如这些天被传为佳话的，成都街，一个卖杨梅的老大爷，杆秤被城折断，杨梅也撒了一地，一群女路见不平，上前挡住执法车，持要城协员向老大爷歉。谁说中国人冷漠呢？

三是喜剧：城与摊贩的猫与老鼠游戏，每天都在上演。通常城人员奉行“穷寇勿追”的原则，吓跑就收手；“走鬼”互相关照“打游击”；路人也有帮他们通风报信的。这两天网上在炒“法国小贩卖烧饼遇到城照样跑（有图）”，说的是“上海同济大学几个法国留学生在学校门推着三车摆了个小摊卖法式薄饼，在遇上城后落荒而逃，围观的同学把此事写成帖发到了网上，没想到这个法国薄饼摊一夜之间在网上爆红，很多网友都表示要去尝一尝“大战城的法国烧饼。”

所谓“人心向背”是不言而喻的。何以“人民城为人民”，“人民”却不领情，这帮大学生还跟着起哄？

由法国留学生小贩，想起我在几年前的黎所见。埃菲尔铁塔是世界著名的旅游景，那里既有端冲锋枪的反恐特警三人一组在巡逻，也有供人观赏的帅哥骏骑警，同时也有摆地摊的小贩。纳河两岸更有小商品工艺品摊。在我们住的卫星镇上，更有学生早上卖的地摊。没有见到“城”模样的制服现过，这自发秩序是怎么形成的呢？

去年在印度首都德里，正是英联运动会开幕前夕，我们乘坐的汽车遇红灯停下来，我看边挑担的游动小贩神情极其轻松，一对老友一样的人相遇，聊得很开心，我赶把他们拍下来了。今年3月28日，在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参观“世遗”景斯瓦扬布拉佛寺，见到一个挑鸟笼的男在景区跟随我们，一位女记者给他钱他不要，原来他不是要钱而是卖鸟供人放生的。也不见景区的工作人员撵他。更有，也是“世遗”景的加德满都王广场，收门票估计只收外国人的，我们坐人力车去也没见守门人，而里面熙熙攘攘，简直就是一个集市，卖什么的摊都有，除了卖古董的摆在一起，卖蔬菜果米面的好像本就没人。但是，他们似乎觉得这是天经地义的，祖祖辈辈就是这样过日的。

这样的场景，使我想到城市的“市”，本来就是集市，陆码给人们易谋生形成的。至于“城”，除了皇上住的紫禁城，也应该是有市坊的；集市固然没有“城”，那么《清明上河图》所描绘的首都开封城里，有“城”吗？

好像也没有呀。

为什么世界大多数国家，可以没有“城”，而我们必须有呢？如果用成龙大哥“关于中国人就是要人”的话为“城”的存在辩护，是没有说服力的，因为我们的老祖宗并没有“城”。

是不是，因为我们从单位制、人民公社和计划经济时代过来，已经没有了社会自治，没有了对社会自治的信仰？是不是因为我们被文化批评家朱大可所说的“权力学”浸染的太久，太过看重整齐划一和表面秩序，而将“看上去很”看得于底层人的生存权？

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如果社会自治的思路（并不排斥政府作用，黑帮占“码”收保护费之类就要靠政府力取缔）被否定了，那就尽快台《行政制法》，规范“城”的执法行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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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岳散人：血统论回是危险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