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批判会后，一次当着大队书记陈生的面狠狠地批评我舅舅说，“郑天良，你的思想态度很成问题，只顾走白专路，当技术权威，脑里阶级斗争的弦全断了。再这样下去，我就叫人把你送到县里去办学习班！”我舅舅吓得上直冒虚汗，照大队书记陈生指示写一份检讨给工作组，才算过关。在舅舅小心谨慎学习文件的那天下午，红棉生产队张二槐跌跌爬爬地来喊我舅舅，红棉队一正在耕田的牯急拉稀，已经倒了，我舅舅听了后，夹起箱就跑，黄国标正在讲到“政治工作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线”，他命令我舅舅：“不许走！”等学到黄昏我舅舅赶到红棉小队的时候，那正当壮年的牯已经咽气了，养的张二槐抱住捶兄顿足号啕大哭，黄国标不会知，乡下的一耕比一条人命还要重要，去年冬天前庙生产队死了一条耕，看的钱朝贵就上吊自杀了，所以我舅舅只要一听到病了，总是就跑。

第二天前庙队又有人来叫我舅舅，生产队十八猪患暑不吃了，我舅舅跟大队书记陈生请假，陈生看了看黄国标，黄国标非常果断地说了两个字不行。一向温和的我舅舅终于睛通红地在学文件会上跟黄国标了起来，他将颜陈旧的药箱垛到黄国标面前的一堆文件上：“你们这些城里大老爷们对人民群众还有没有一阶级情，红棉队的已经死了，还要前庙队再死几十猪，安的什么心？”

黄国标愣住了，他嘴上的胡在夏天的闷中渗许多汗。突然他从猝不及防的袭击中迅速反应过来，于是果断地拍响了桌：“下面有没有基民兵？给我将郑天良捆起来，我现在就可以定他个现行反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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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下面一动静都没有，现场僵住了，空气也凝固了。

我舅舅一副李玉和英勇就义前的大义凛然。

陈生就像抗日战争时期的一个伪军一样，一边对黄国标哈腰，一边狠狠地训斥我舅舅：“郑天良，如果你不写及灵魂的检查来，我就把你吊在树上！”可我舅舅拎起药箱义无反顾地消失在黄国标愤怒的目光中。

此事过后，黄国标也到非常烦恼，县里阶级斗争搞得如火如荼，可乡下却死一潭，难怪主席当年要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群众的觉悟太低，连郑天良这样回乡知识青年都对革命如此冷漠。于是他在乡下一边忍受着蚊的叮咬，一边怀念在县招待所电风扇的幸福生活。黄国标是县委招待所的所长，这次被派下来要在大队一年的工作组长，两个组员是县里和区里派来的女同志，只会读读文件，也不了什么大事。陈生就对黄国标说：“黄组长，群众觉悟低，我也有责任，说老实话，我们这里的老百姓几百年来没有过一个杀人放火的坏人，多有些偷摸狗的，阶级斗争难度确实很大。”工作组住在大队自己烧柴火饭，不拿群众一针一线，陈生给黄国标送来了两条鱼，以示关心，黄国标规定付了三四分钱。陈生对黄国标说：“黄组长，你是县里的领导，能不能给我们从县化厂化来，最好价格能便宜一。这样你就既为我们‘抓革命’，又为我们‘促生产’了。”黄国标自作多情地拍着脯说：“没问题。”

黄国标过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那时候化限产，计划分到每个公社，再分到每个大队每个生产队，县里的政权三天两地换人，新来的县委书记他还不认识，想一两化也是不可能的。黄国标找到一个认识的县革委会副主任，副主任给化厂批了十二吨氨的条，氨是化生产过程中的废，每吨只要三块钱，气味刺鼻，挥发快，用橡拉回来后本该立即泼到秧田里。黄国标自作主张地说：“倒料坑里一起沤，效。这叫科学田。”陈生等当然不懂科学，就将氨全都沤了料坑里，上面还用粪糊了一层。

三天后，果然整个村里都闻到了氨发酵弥漫的刺鼻的气味，社员们都说效上来了，其实恰恰是氨气挥发效跑光了。于是生产队的社员们在烈日当空的中午去挖氨准备送到正在穗的稻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