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

一般说来，只要报上宣传你在农村扎了，那么你就基本用不着扎了。这就像一个院的病人大谈肺结的时候，他就已经不是肺结患者了，肺结已成往事。

一九七四年，我舅舅郑天良被推荐上了“社来社去”的省机械工学院，当了两年工农兵大学生。毕业后当然没有回我老家的公社，作为一个知青模范，他被分到了离县城只有十二公里的朝公社任党委副书记，两年后任党委书记，时年二十九岁。

我舅舅作为一个乡村兽医肯定是优秀的，但作为一个党和政府的官员，其工作方式和作手段当然应该与兽医是有很大区别的。当兽医讲的是对手下的牲要稳准狠，净利索，一刀两断；而当官面对的是人，人是最伟大的，人同时又是世界上最难伺候的动。当官似乎是运筹帷幄之间，决胜千里之外，不图一时之勇，不逞一时之能，以退为，以为退，真真假假，虚虚实实，或太极推手，或借刀杀人，或明修栈暗渡陈仓，或忍辱负重委曲求全。当官除了有手艺人湛的专业技术外，还得要有技术之外驾驭人的智慧和谋略。

我舅舅被枪毙了，他被枪毙我没有一同情和悲伤，甚至还有些幸灾乐祸。作为亲戚，他见死不救，没有人；作为官员，他腐败堕落，逆了天理国法。如果他真的一如既往地持原则和信仰，我愿意对他保持一人格上的尊重，然而他并非如此。

后来我从耿伟父亲耿天龙那里了解到，我舅舅郑天良索贿受贿的数字是四百一十四万，比胡长青还少几十万块钱，情妇也没有七八个，实际上只有一个半。整个作案时间也就是一年半内完成的，是属于腐败分当中起步晚步快的一类。

耿天龙住在县城护城河边的一幢两层小楼里，站在楼上可以俯视河边的绿柳如烟和两岸拥挤的店铺和人声鼎沸，这位退休的商业局长说他喜看到商业繁荣的景象，就像一个赌徒一辈都希望听到麻将声一样。

楼下的院里栽着各木和盆景，我和耿天龙的谈话是在院里的架下开始的，边坛里的在光下弥漫起稠密的金黄的香，上架上挂着两只鸟笼，笼中鹦鹉和八哥情绪活跃，很显然它们对笼中不劳而获的生活相当满意。

老人很客气，泡了一壶上等的“碧螺”，还给我递上了一支壳“中华”烟，耿天龙置于鸟语香中，不无遗憾地对我说：“这楼房还是小为我盖的，当了一辈领导，最后还得靠儿。”他说耿伟的公司已经迁到南京去了，人也长年在江浙一带生意，几个月才能回来一趟。

我从这位慈眉善目的老人上，很难看我舅舅说的“要让他后半辈在牢里看节晚会”的迹象。这位商业局长差被当年分工业和商贸的副县长郑天良送监狱，耿天龙被迫提前退休，退休后上下级相见形同路人。不过，在我舅舅郑天良最后的岁月里，两人关系却重新改善，舅舅时常到耿天龙家来串门，并称耿天龙“耿老”。

耿天龙已经七十一岁了，他对我说：“我比你舅舅大整整二十岁，他称我耿老也不算过分。现在党中央都提倡尊重老同志嘛！”

耿天龙似乎急于想向我证明什么，他说：“其实当年我并没有多大的罪过，无外乎就是计划彩电、冰箱、自行车多批了一，说老实话都是县里的领导来找我的，我能得罪起谁？我给他了一台平价彩电，他死活不要，还要理我。耿伟跟你是同学，你知的，成绩一直不好，不像你们有息，都考上学校了。我提供方便让他一生意，现在看来，简直不值一提。可有人打我的小报告，郑县长就要把我往牢里送。中央领导的女们都当上领导了，这是因为他们从小受家影响，培养了领导才能；我一辈都是搞商业的，儿小生意，也算是家熏陶的结果吧。这又有什么呢！”

我不希望耿天龙过分地为自己开脱，就殷勤地给耿天龙的杯里加满茶，说：“您还是说说我舅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