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陈家刚第一次见面，我还不知他的路数以及心理承受能力，但后来我又后悔了，因为能拍摄那么级的照片的人不仅襟博大而且一定聪明，必不至于把一段微妙的话理解得那么简单暴，像打劫一样“一技术量都没有”。所以我今天又准备说了。

人的一生充满谬误，我敢打赌，陈家刚先生至今也没有搞懂自己到底是该修房还是拍照片，对于这样一个细腻的人而言，他可以有时觉得两件事情他都能到极品，但可能有时他又充满失败地觉得两件事情都得很糟。这不重要，这恰恰是陈家刚、梵及伊夫·圣罗朗大师们通常的心理状态，比如伊夫·圣罗朗那天就扯烂了所有的时装设计图，说：“要么最好，要么最坏，中间的都是狗屎。”

但这恰恰是我这样的俗人所能避免的痛苦，我一直认为，中国足球给我最大的好就是锻炼了一个好的心理素质，或者铁板一样的脸，有一天某人批评我不懂球，我就说“我是球评人中文字最好的”，有一天某人批评我文字平庸，我就说“我是作家里最懂球的”，假如有一天大家合力把我这两都端掉，我就会说“李承鹏是球评人中最懂楼盘的”或者“楼评人中最懂球的”，下一步我还要写车评、影评、乐评以及社会新闻评论……总之让你抓不着不住，急死你！

这是我的哲学，但我并不希望陈家刚接受，因为“乐观”这东西是天生的。当陈家刚先生并列举“冯小刚是作贱自己娱乐大众”vs“李承鹏是作贱别人娱乐大众”时，我真的觉得陈先生很理解我，我凭什么作贱自己娱乐大众？我又不是傻，我的宗旨是作贱小众娱乐大众。

时间是“那天晚上”，地是“玉林小酒馆”，我和陈家刚首次见面了（又是老朱作陪，不知为何，老朱永远会现在重大的历史时刻），由于《批判陈家刚》一文，他非常想见我，所以我有义务让他参观一下活，所幸我看上去没有使他太怎么失望，所以我们就着三杯两盏淡酒谈开去，很有思想很有艺术的样，陈家刚开了一瓶芝华士，没加绿茶，因为有品位的人绝不会芝华士加绿茶。

这次见面事实上让我揭开了“上河城”破落之谜，虽然我在《批》文中列举了原因，但相信在这个夜晚我才抓住问题的实质——因为陈家刚太优秀了。

一个真正成功的商人可以不懂艺术，但绝不能太懂艺术，前类型尚可以保证他成为一个“养猪大”或者土石方工程商，但后者（至少在中国）却可能因为太艺术太格调太把理想拿来燃烧而走投无路——陈家刚属于后者。

“上河城”是个很好的概念，陈家刚是个好的创意师，然而理想与现实之间有一万光年，房总归要修在泥土上，艺术家最大的问题在于他以一绝尘标准看待事，把梵的“向日葵”拿来普及植，把达·芬奇的“蒙娜丽莎”拿来筛选保姆，再在院里挖一安格尔的“泉”，拒绝现实最后的结果当然是被现实拒绝。

陈家刚本没有错，但陈家刚以艺术家的姿态（准确说是“心态”）修房就错了，在“小酒馆”，他很骄傲地总结着他在摄影这一行积累下的各用光经验，很陶醉地阐释着左拉的名言，很满足地回忆他“在艺术界的号召力和染力”，我就知当年可恶的世俗审情趣是怎样扼杀掉一个艺术家的创作的了。

这个世界上，少有艺术家与商人完的结合。比如潘石屹，我看过他本人，也就是一农民，我瞻仰过他修的房，绝妙倾诉了一个农民对玻璃建筑的崇拜——但潘石屹就是成功了，因为他不想让自己像懂艺术，即使懂了，也要装不懂，假装决和劳动人民站在一起的姿态真让人叹服。

但潘石屹房卖得多好啊，因为他想通了一个问题——在修房和追求艺术之间，他决选择前者。恰恰，陈家刚在这个问题上没有想通，他还一直在泥石材和光线构图上痛苦徘徊，这最终形成了两个人在质和神上的迥异对比。

谈到质与艺术天生的敌对有一个例，我的一个穷愁潦倒的诗人朋友去了广州郊区，因为东莞那里有一个亿万富翁很欣赏他的才华，诗人去了，第一个月写6首好诗，第二个月写2首，第三个月凑1首，再也写不来……那天我在广州看见了他，他已长得很大，红光满面地对我说：“鹏哥，现在诗是写得少了……但每天都有吃啊！”

华人

我要对陈家刚说（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