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上一期我写了“要多闷有多闷”，力举人居关系冷漠的悲哀；但说句实话我很矛盾，要是人们居住关系太密是更大的悲哀，你没有隐私没有尊严也不可能有个人的生活习惯，因为在一个透明的环境里，个人习惯将被无情同化。包括。

要多闷有多闷（2）

只要是人，就应该住得有人味。特别是中国人，几千年来都熙熙攘攘惯了，何必学什么格调呢？除非你不想像人一样活着，即使神仙如逍遥和李秋那样，天天在巧夺天工的无量山练剑谷里猫着，但最后也得反目成仇了。

我们的房地产商和设计师们有责任让我们像真正的群居动一样生活，而不是泡在各自试里的孤独婴儿。现在的不良倾向是，越号称尚的住宅就越自觉不自觉地在制造冷漠和距离，恨不得把人与人隔八百里，彼此用古代的烽火来联络。幸好咱们国家人多地少，否则越有钱的人就会越“变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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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当不同意“中海名城”的格局，这个

家，但由于教育程度和历史原因，他们很少与朋友们在一起，好不容易聚一次就当是特别重大的事，提前两周预约不说，见面时候那作劲让人受不了。“噢！亲的，上帝保佑你，你看上去好极了。”“哇，这样的聚会真让我终生难忘，我会把这张合影寄给我的妈妈”——你瞧，都是闷来的病！

我说了，人类居住的情形和豪猪类似，远了太寒冷，近了刺扎得疼。这个度实在太难以掌握了，总说来，这将和居住者的个有关。比如说你是芙蓉，那你太适合住大杂院了，你将有机会每天在大院里真人直播自己的生活细节和隐私，活蹦的国天香s状；如果你是诗人海，那你只适合住在昌平某仓库改装的房里，最后孤独地死去。但我们大分人都是凡人，住的地方很难由己愿，都被开发商忽悠着过日。

要多烦有多烦

比如我那it哥们现在添了一病——他的耳朵可以支楞着动起来，据说是因太盼望有朋友来访，门稍有风草动便竖起耳朵。那天路过上海去他那单价四万的豪宅客，他无比激动顺便还表演了他的绝技，我冷冷地说：“这可是返祖现象，你本来要‘像人一样地生活’，一不小心却像狗一样地存在了。”哥们没有气得打我，却伤得一把抱住我，“知我者，鹏哥啊。这几个月，我简直就像生活在聊斋故事里一样冷清啊。”

作家张贤亮写了很多在那个时代的与情故事，有的写得比较残忍，有的写得比较；但统统不够幽默，他没有从人的居住关系来诠注人类神世界，这可能与那时作家并未碰上大房地产时代有关吧。前苏联有个故事是这样的：作曲家被下放到西伯利亚农场改造，由于他并不属于被镇压的对象，所以还被保留着正常的探亲的权利和生活的基本乐趣，有一天他老婆来看望他，小别胜新婚，自然要那事情。但在一个人人监视人人的时代，那个事情是不能被张扬的，怎么办，两就边边喊号以遮蔽视听，“斯大林同志万岁！伏拉基米尔万岁！英勇的红军战士万岁！啊，啊，啊，啊！”喊到时刻时，人们当然会觉得两声音不对劲，因为那弩之末崩溃之极的声音生理正常的人都听过而且都喊过……但在那样一个时代，农场的人们又不敢说，于是纷纷都夸他们两思想真步，对领袖真忠诚。

钟三伯是我们的远亲，由于旧社会时他是成都的侦缉队长，所以自然在新社会就被打倒并踏上一只脚。有一天他奉命在屋里学习革命文件改造思想，反复念“打倒刘少奇，保卫主席”，由于合辙押韵的原因吧，但也可能神太张，他居然把这句话念反了。我们知，在那个时候这是可以直接枪毙了的。等我们再见到他时，他的脑袋被打得很像一只大菠萝。

上述三个大杂院的故事都是真实的，总结其原因，就是因为人的居住关系太密，人们都住在一个互相可以清晰听到臭的院里，所以钟三伯怎能不被人听见念了反动号。

华人站

小时候住大杂院，一家吃回锅全院都闻得到香，这一方面是因为那时猪们并不用添加剂属于自然生长，另一方面在于居住的关系实在密。我们院的“胖虾”最的一件事就是，每当哪家吃回锅，他就端着碗踱到哪家去，顺手夹一片，顺手夹两片，得家家都烦他。

我家隔一度住着一位曹娘，60多岁了，平生有两大好，一是吃桃，再就是半夜起夜坐桶——这两件事又常常纠缠在一起，构成我在大杂院居住的刻记忆。不知为什么她总是喜把装桃的袋放在桶盖上，起夜的时候就先把桃袋拿开再蹲。但有一夜悲剧发生，曹娘可能忘了自己的老习惯，或者一时手，全院只听得“哗啦啦”一阵狂响，然后曹娘大呼救命，原来她没有把桃挪到位就蹲，人踩到桃上摔了好大一个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