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个源，即痛苦的社会源，我们有一个不同的态度。我们本不承认它；相反，我们不明白为什么我们自己制定的规则不应该成为保护和有益于我们每个人的东西。但是，当我们想到就是在避免痛苦的这个领域里我们一直是多么的不成功时，我们开始怀疑，这里是否也藏着一不可征服的自然——这就是我们自己的心理特。

当我们开始思考是否存在这可能时，我们遇到了一个令人惊讶的观，以致我们必须思考它。这观认为我们称之为文明的东西是我们不幸的主要源；如果我们放弃文明，退回到原始状态，我们会更加幸福。我说这观令人吃惊，是因为我们无论用什么方法给文明的概念下定义，伴随着我们力求避免来自痛苦源的威胁的活动的一切事，确确实实都是这文明的一分。

为数众多的人是怎样开始对文明采取这充满敌意的奇怪的态度的呢1？我相信它的源在于对那时的文明状况的长期的的不满，在这个基础上发展了对文明的诅咒，它的起因是某些特定的历史事件。我想我知最后的起因与倒数第二个起因。我才疏学浅，不能沿着人类历史的线索一步追溯它们。但是，这对文明充满敌意的因素一定早在基督教世界战胜异教时就已经发生作用了。因为它与基督教教义对世俗生活的藐视密切相关。倒数第二个起因存在于航海发现的步使我们接到原始民族和族的时候。由于观察不充分以及对他们的礼仪风俗的错误认识，欧洲人到他们过着简朴幸福的生活，几乎没有什么奢望，这生活是来自有比他们优越的文明社会的人所不能得到的。以后的经验纠正了其中的一些错误判断。在很多情况下，观察家们错误地把原始人这生活的原因归结为没有复杂的文化需要，而事实上它是因为大自然的慷慨和人类的主要需要轻而易举地

1〔两年前，弗洛伊德在《幻想的未来》的前几章中详细地探讨了这个问题。〕

得到了满足。最后的起因最为我们所熟悉。它产生在人们知了神经病的机制的时候，它有着削弱文明人享有的少量幸福的威胁。人们发现，一个人患神经病是因为不能容忍社会为了它的文化理想而加在他上的挫折。

由此推论，消除或者减少这些文化理想的要求就有可能恢复幸福。

还有一个因素是失望。在过去的几代人中，人类在自然科学及其技术应用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步，他控制自然的程度是从前的人想象不到的。这一步的各个阶段是众所周知的，这里没有必要再详细说明，人们为这些成果到自豪，他们也有权利自豪。但是，人们似乎发现几千年以来就渴望实现的新获得的对时空的控制权，对自然势力的征服，并没有增加他们希望从生活中得到的令人愉快的满足的程度，并没有使他们到幸福。

承认这个事实，我们就可以得结论，控制自然的能力不是人类幸福的唯一前提条件，正像它不是文化所要达到的唯一目标一样；但是，我们不能由此推技术步对我们经济上的幸福也没有价值。

人们也许要问：那么，如果我能够遂愿听到了住在几百英里以外我的孩的声音，如果在我朋友经过长期艰辛的跋涉安全地到达了目的地后，我能够在最短的时间里听到他的情况，难我没有真正获得快乐吗？我的幸福没有增加吗？医学的成就大幅度地降低了婴儿死亡率和妇女生产时受染的可能，而且还延长了文明人的平均寿命，难说这毫无意义吗？我可以列一长串事实与这类有益的成就加在一起，它们产生于我们对科学技术发展极端歧视的时期。但是，在这里，我们所听到的却是悲观的批评和警告：大分上述满足都是以在轶事中受到极力赞的“廉价享受”为模式的。

例如，在寒冷的冬夜，把大在被外面然后再来而得到的那享受。如果没有铁路征服了距离，我的孩就永远不会离开家乡，我也就无需打电话听他的声音；如果还不可能乘船过大洋，我的朋友就不会踏上航海的征途，那么我也不必用电缆来解除我对他的担忧。正是婴儿死亡率的下降最严重地限制了我们生育孩的数量，因此，虽然我们普遍采取了卫生术，我们却没有比卫生术行以前的时代养育更多的孩；同时，我们也为婚姻中的生活带来了困难，也许我们还在与自然选择的有益效果作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