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面的概括陈述中，我们已经明确地限定实际上是通过逐渐地过渡才发生的事件，并且这不仅仅是一个超自我存在的问题，而且是它的相对力量和影响范围的问题。还有，上面对于良心和内疚的所有论述都是众所周知的，而且几乎是不容置疑的。

2〔弗洛伊德以前就论述过这个矛盾，例如在《自我与本我》的第五章，那里还提到了其他的有关情况（1923年b，标准版，第19卷，第54页）。〕3〔“heiligkeit”，这同一个术语，在“神圣”这一不同的意义上，被弗洛伊德在其他文章中讨论过。参看关于“文明的德”的论文（1908年d，标准版，第9卷，第187页）〕

人的标志。此外，当有德的人称他们自己为罪人时，他们并没有错，因为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本能满足的诱惑——因为众所周知，诱惑只是在频频受挫后才会增，而对它们的偶尔满足却会使它们至少是暂时地被削弱。德学领域充满了问题，它呈现给我们另一个事实：即恶运——外挫折——大大增了超自我中良心的力量。当一个人一切都顺利时，他的良心便是宽容的，并且让自我各事情；但是当恶运降临到他上时，他就检查他的灵魂，承认他的罪过，提它的良心的要求，制自己禁并且用苦行来惩罚自己。

整个人类已经这样了，而且还在这样。然而，这一很容易地用原初的、早期阶段的良心来解释。

正如我们看到的，在良心超自我阶段后，这一早期的良心并没有被放弃，而是始终和超自我在一起，并作为它的后盾。命运被认为是力量的替代者。如果一个人不走运，那就意味着他不再为这一最力量所；并且由于受到这失去的威胁，他就会再一次服从于他的超自我，即父母的代表——在他走运时他总是忽视这一代表。在严格的宗教意义上，命运被看作是神的意志的现；在这里，上述情况更显而易见。以列人相信他们自己是上帝的儿，而且当伟大的天父将一场接一场的不幸降到他们上时，他们从来没有动摇过对于天父与他们关系的信念，或者怀疑上帝的威力和正义。他们用先知作为天父的代表，向先知宣布他们所犯的罪过。由于他们的内疚，他们创造了有教士的宗教，它包极其严格的训诫1。

原始人的所所为则极为不同。如果他遇到了不幸，他不是责备自己，而是责备他的神（fetish）显然没有尽到责任，并且他不会自罚而是鞭打他的神。

因而，我们懂得了内疚的两个来源：一个是起源于对于某个权威的恐惧，另一个是后来起源于对超自我的恐惧。

第一个持要克制自己的本能的满足；第二个也是这样，迫切要求行惩罚，因为被禁止的望的继续存在是瞒不过超自我的。我们还知了超自我的严厉——良心的要求——是怎样被理解的。它只不过是外权威的严厉的延续，它继承了后者而且分地取代了后者。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对本能的克制是在怎样的关系中持内疚的。最初，对本能的克制是对外权威的恐惧的结果：一个人为了不丧失外权威的便放弃了他的满足。

如果一个人实现了这样的克制，他就可以说是服从于外权威了，并且也不再有内疚了。

但是对于超自我的恐惧，情形就不同了。在这里，对本能的克制是不够的，因为本能的念依然存在并且不能瞒过超自我。

因此，尽了克制，内疚还会发生的。这就是超自我的建立过程中，或者说是在良心的构成中，造成了一个很不经济的条件。对本能的克制再也没有全然自由的结果了；虔诚的节也不再保证会得到的奖赏了。外不幸的威胁——失去和外权威的惩罚——已经换成了永久的内心的不幸

1〔对于以列人与其上帝关系的更为广泛的解释，可在弗洛伊德的《西和一神教》一书中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