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缺少的因素和共同的因素是在每一情况下，我们讨论的都是已经被移向内的攻。再者，临床的观察实际上允许我们把归之于超自我的攻来源区分为两个；在特定情况下，两者之一发挥更的作用，但是作为一个普遍规律，它们却是共同发挥作用的。

我认为在这里，于认真的考虑，我可以提一个早些时候我曾建议暂时接受的观1。

在最近的分析学著作中，表现对这样一观的偏好，即任何一挫折，本能满足的任何受阻，都导致或可能导致内疚的增2。

如果我们认为这一观只能就应用于攻本能，那么我认为我们的理论就会变得十分简明易懂，并且我们也不会找到与这一假想相矛盾的东西。据能动的（dynamic）和效益的理由，我们将怎样理解未实现的要求被内疚的增所取代这一现象呢？看来也许要采用迂回的方法——即假如我们设想满足的受阻会引起对涉这一满足的那个人的某攻，并且这攻本接着受到了抑制。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由于被压抑并且转给超自我而转变成内疚的，归到底只是攻。我相信，如果神分析发现内疚的起源只是攻本能的话，那么对许多过程就可以作更为简单和更为清晰的解释。对临床材料的考察在这里没有给予我们任何明确的答复，因为正如我们的假设告诉我们的，这两本能几乎从来不以纯粹的、相互分离的形式现；但是对极端病例的研究也许会指向我所期望的方向。

我也想通过把这个较受限制的观应用于抑制的过程，

1〔找到这一早期的建议已不可能了。〕2这一观尤其为欧内斯特。琼斯、苏珊。依沙克和麦兰尼。克雷斯所接受；同时我认为也被雷克和亚历山大所接受。

从而从中推论它的基本优。正如我们所知，神经病的症状从其本质上看是对于未实现的愿望的替代满足。在我们的神分析工作过程中，我们惊奇地发现，可能每一神经病都隐蔽着一定量的无意识的内疚，它反过来又利用神经病症状，把它们作为一惩罚，从而增了这些症状，现在来系统地阐述下列主张似乎是很合理的。当一个本能的趋势受到压抑时，它的利比多因素就会转化为症状，它的攻因素就会转化为内疚，即使这一主张只是一般地接近于真理，它还是值得引起我们的注意的。

此外，这著作的某些读者可能会得到这样的印象，就是我关于厄洛斯和死亡本能之间的斗争这一观讲得过多了些。这一观是用来表示人类所经历的文明过程的特的（见第101—102）。但是它也与个人的发展过程有关（见第97—99页）。

除此之外，据说它还揭示了一般有机生命的秘密（见第96页）。我想我们不能够不探究这三个过程相互间的关系。在这里同一观的重复是有理的，因为人类文明的过程和个人的发展过程都是生命的过程——这就是说它们都必定有生命的最普遍的特。另一方面，正由于表明这一普遍特存在的迹象有一般的质，所以，如果不通过特定的限制缩小它的范围，它就不能帮助我们认识到任何（这些过程间的）差别。因此，我们只可能满足于断言，文明的过程是人类生命所经历的一个变化，它是在由厄洛斯所确定、阿南刻（必然）即现实的迫切需要所推动的重任的影响下行的；并且满足于断言这个重任在于通过利比多的纽带把分离的个人联合在一个集中。但是，当我们审视文明的过程和人类个的发展或教育过程的关系时，我们可以毫不迟疑地作如下结论，即二者在本质上是极其相似的，只不过是同一过程应用于不同的对象罢了。当然，人类文明的过程是个人发展过程的较等级的象，因此也就比较难以用的术语来认识，我们也不要一味追求二者之间的类似之；但是考虑到这两个过程的目的的相同——一个是把分散的个人合于一个人类群中，另一个是从许多个人中创造一个统一的群——我们对于二者使用的方法和导致的结果方面的类同也就不会吃惊了。

但是，这两个过程间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区别，迟迟不提它是不应该的。在个人的发展过程中，快乐原则的意图在于获得幸福的满足，它是发展的主要目的。而个合于或适应于一个人类集，则似乎是上述幸福目的得以实现的一个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必须满足的前提条件。如果这一目的能够脱离那个条件而实现，它也许会变得更好一些。换一句话说，个人的发展过程对我们来说似乎是两需求相互影响的结果：一是对幸福的需求，我们通常称之为“利己的”，另一是对于与集中其他人相结合的需求，我们称之为“利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