矿中学教书，突然有一天在机关的墙上看到大标语：打倒氓犯！当时同事们议论纷纷，为单位里又破了一个案激动不已。但如实相告，如果学生问我什么是，我是不知的。我问一个已婚的同事，她也就是暧昧地一笑，并不告诉我。当时的偏见和无知混在一起，这是题外话了。我只能说，就在80年代，人们对许多问题也还是抱视而不见的态度的，既不去了解，也不去研究，诸如同恋问题就是如此。这也正如小说的作者王小波在他和妻李银河行的一项《关于中国男同恋问题的初步研究》的报告中所说：“现在我们都知纳粹分对犹太人犯下了滔天罪行，但是知他们对同恋者也犯下了同样的罪行的人就少了。这是因为犹太人在德上比较清白无辜，同恋者在多数人看来就不是这样的，遇到伤害以后很少有人同情，故而于弱无力的境地。”

在王小波的故事中，小警察是在上的审判者的角，“被逮住的同恋就如一些笼里的猴。”阿兰向小史代自己是怎样的一同恋法，他就从童年讲起。这些个人的经验和想象是这个剧本可能的不同凡响之，编剧的想象力和他对同恋者的了解将呈现在这里。因为我们还知，在中国之外，写同恋的作品不乏其例。有据阿廷作家普伊格的小说改编的电影《蜘蛛女之吻》，有以李碧华的作品为本陈凯歌导演的《霸王别姬》，有白先勇的小说《孽》。这些作品，《蜘蛛女之吻》较多地设计了同恋者本的想象层面，是一以独特想象来抗衡简单的社会偏见，营造别致的艺术氛围的作品，而后两则较多与社会历史相涉。以《霸王别姬》为例，它在国内有争议之是因为涉及了同恋，但引起观众共鸣之则是它对###时代个人悲剧的展示，并不是同恋本。因为在那个时代，任何个人都可能卷悲剧，不需要什么理由。同恋也就是不成其为理由的受迫害之任何理由的代码而已。而影片《霸王别姬》也就在它题材涉及的特殊层面受到质疑。例如，香港学者也斯在谈到民族电影与香港文化份时，就认为，《霸王别姬》“似乎尝试‘透过主角别问题，看到中国人的悲剧’，仿如詹明信所说的，通过个人情，竖立一则国家寓言，正是第三世界文化的特。但这个电影的问题也正是在个人情与国家民族文化的寓言联系上。”“导演用非常煽情的手法，把同恋理成受迫害而形成的牺牲，这代表了导演对别问题比较狭隘的看法。”另一位台湾学者廖炳惠认为，《霸王别姬》在文类上是矛盾的，它在内容上虽然是采取戏剧的方式，来展现微妙的别关系，但在叙述方式上却是用史诗的叙述模式来对整民族文化历史的发展一宏观式的展现。这样的问题会在，“其中史诗模式笼罩了艺术家的微渺存在及其别认同，别认同此一主题仅是政治变化之下的小个案，而且被贬至边缘的地位。”这样，它没有脱刻板方式呈现同恋的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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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最好之/艾晓明（2）

王小波的《似柔情》在很多篇幅中让阿兰这个同恋男作了叙述主，以十分直接的方式切同恋的内心世界。没有绕远路，也没有言在此意在彼。他探讨的就是同恋者对自己的辨识和他们因其特殊的别取向而与周围人的关系。阿兰讲述自己寂寞的童年，对母亲的塌塌的房的觉，上中学时对“”等字的恐慌，羡慕女同学“公共汽车”……他的初次同恋经历。

有意思的是小警察的反应，如果他是个异恋者，他对阿兰的叙述应该到索然无味，但在故事中，作者给我们的推理是，与其说他憎恶阿兰曾经获得的快，不如说他憎恶这快与己无关。这就是说，他上早就有同恋的，或者他早就是个同恋而不自知。这样他和他的案犯——消闲对象不平等的关系就变得复杂化了。他的理情和价值观念是厌恶轻视同恋的，他和阿兰之间是好人和贱人、训人的人和被训的人之间的关系。但在他收到阿兰的书，重新回顾那一夜的经历时，那一夜的对抗总是带有各认同的意味，就是说，实际上，像所有真正的情一样，带有把自己认来，认自己潜在真相的意味。

我也说不王小波是如何达到了这效果，我想一个基本是在作者看来，同恋并不构成犯罪，如果我们把阿兰与之发生关系的所有男都换成女，这个故事并无任何奇异。但与异恋不同的是同恋并不被社会认可，这样同恋者的心态就与异恋不同了。当他寻找恋对象以及人的时候，他的心态是被扭曲的。如果他认同大多数人，他就必须与自己作对，纠正自己。但一自然本能终归不是像错误那样可以纠正。既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