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自己评价最的一剧本《鬼与上帝》。它以16世纪的德国宗教战争为背景。主人公格茨是萨特在少年时期就喜的一个人。1951年6月7日《鬼与上帝》首次公演，这个戏剧的演也是成功的。无论是赞成的还是反对的，观众都对这个戏剧反应烈。基督徒们气极败坏，对萨特的攻击不遗余力；他们有一个误解，以为萨特是想通过剧本说明上帝并不存在。

其实萨特的用意完全不在宗教方面，而是针对人的现实境况。通过《鬼与上帝》，他再次探究了德与政治之间的超越与被超越的关系，善与恶、异化与实现、欺骗与真诚、鬼与上帝、自由与约束、失败与胜利、……这些是如何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同时又相互冲突的。《鬼与上帝》沿着《肮脏的手》的思路一步发展了萨特的思想：格茨是参加行动的雨果，是萨特所设想的行动者的化。萨特在未发表的笔记中说：“我让格茨了我无法到的事情！”格茨既要保持自的自由，又要正视他周围人的不自由；他既不能因他们的约束而丧失自的自由，又不能无视他们对自己约束的力量。而于复杂政治境况之中的萨特，此时需要思考和解决的，也正是自面临的矛盾以及对它的超越。萨特多次说明，《鬼与上帝》是他最喜的剧本；在他愿意传后世的几作品中，唯一的戏剧作品是《鬼与上帝》。

这一时期萨特创作的戏剧还有《恭顺的女》（1946年）、《基恩》（1953年，是对大仲戏剧《基恩》的改编）和《涅克拉索夫》（1955年）。由于萨特写作时的心态以及费的时间不同，这几个剧本在艺术平上要较为逊一些，但也各特，演时也都获得观众的烈反应。

第二介（1939…1970）两间余一卒（1945…1957）：“同路人”（1）

“二战”以后，萨特了一个以“介”为特征的时期。他积极参加政治活动，在重大社会政治事件中明确表态，尽可能发挥自己作为一个作家和社会人的作用。

其实在此之前，萨特在政治上也是有自己的态度的。由于调自由的绝对价值，萨特反对任何形式的等级制度。此时萨特对于社会主义仍持怀疑的态度。因为他看不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个人的自由怎么能够存在，但在法国左派同右派的政治斗争中，他的态度是站在左派一边的。虽然有态度，他并没有实际参加政治活动。例如人民阵线的游行队伍在大街上通过，其中有他的同学，而他只是作为一个旁观者站在人行上看着。导致这状况的原因有两个方面：主观上说，此时他对政治不兴趣；客观上说，他这时还没有名气，也不属于哪个党派，他参不参加对于任何人来说都不重要，也没有任何组织或个人来找他。

现在情况完全不同。萨特在社会公众中已经有了很大名气。他主编的《现代》杂志办得很成功，他的名声使这个杂志拥有很多读者。有了一个刊就有了一个阵地，可以随时对世界上的事情作自己的反应。在抵抗运动中萨特同共产党人有着密切合作关系。他在解放初期所持的政治态度是希望参加抵抗运动的各党各派能够和平共。

但是，在他开始名后，共产党的报刊上常有批判、攻击他的文章。他们担心，由于萨特的影响大，很可能把他们的信徒引向他那一边；正因为萨特的立场跟他们接近，显得更有威胁。法共理论家加罗对萨特说：“你在阻挠人民向我们靠拢！”另一位法共人士说：“你是一位哲学家，所以你是反共分！”苏联《真理报》刊登了不少谩骂存在主义的言论，有对存在主义“宣判死刑”的，有据共产党权威观写成的关于“虚无”的著作来对抗《存在与虚无》的，还有以“存在主义不是人主义”为题，指责萨特是法西斯分和人民公敌的，不一而足。另一个方面，资产阶级也把萨特视为异端，认为他宣扬的东西败坏了德、习俗和传统，对他的攻击不遗余力。萨特在获得人意料的名声的同时，也获得了料想不到的敌视和恶意。不过他现在已经适应了这铺天盖地的名声以及随之而来的同样铺天盖地的敌意。名声也好，敌意也好，都是客观现实，都是无法回避的；与其被动，不如主动。他应该主动介，照自己的立场投到政治活动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