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见法国人就敌意，而仅凭萨特的名字就能让他们发自内心的友好笑容。

1954年5月，应苏联作家的邀请，萨特访问了苏联。在莫斯科，他住在民族大饭店，从那里可以看见红场。他观看了红场上百万人的庆祝游行，参观了大学和工厂，还到苏联作家家中作客。以后在苏联各地的旅行使他疲于奔命。每到一地，都是不断地会见、谈话、观光、旅行、赴宴、……几乎连气的工夫都没有；更没有个人独的时间。当他提希望有一天能独自呆着时，陪同的官员们到疑惑不解，认为这是个人主义的表现，不过最后还是满足了他的要求。

最要命的是吃饭。一路之上总像在过节，总有宴会，总是狂饮。在离开塔什的那天晚上，一个壮得像的工程师提要同萨特比赛喝伏特加。他们喝完酒，这位挑战者送他去飞机场，一到机场这人就倒在柏油路上。萨特赢了，他支撑着自己走到座位上，但上就酣睡起来。一觉醒来，他觉得自己不行了，就对译员说，希望到莫斯科后休息一天。但一下飞机，作家西蒙诺夫接他去吃午饭，而他的陪同人员没有提推迟一天的建议。于是又是一顿丰盛的饭菜，又是哗哗如的酒。饭后，萨特在莫斯科河畔散步，觉得心脏不停地撞击肋骨，到晚上，心得更厉害了。第二天，他住了医院。他的血压病发作，医生为他作了诊治。萨特本想在6月21日那天赶回黎过49岁生日，这一下不行了。

萨特对他在苏联看到的一切都很兴趣。他特别注意苏联人与人之间、人与之间的关系，尤其是作家与读者、工人与工厂之间的新型关系。在那里，工作、闲暇、读书、旅行、友谊──这一切都包着与其它地方不同的意义。在萨特看来，苏联社会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折磨人们的孤独。

1955年6月，萨特和波伏瓦飞往赫尔辛基参加世界和平大会。萨特在大会发言中谈到要求和平与要求自由的关系。他说：“和平要求每个民族都获得独立，要求相互尊重、和平共。无论在西方还是东方，我们的和平只有一个意义，每个民族、每个人都能够支自己的命运，也就是自由。在我看来，我们事业的意义就在于：我们要通过自由来建设和平，又通过和平使各族人民都获得自由。”

这一年的9月，萨特和波伏瓦应邀到中国访问。对他们来说，中国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国度，他们对它几乎一无所知。而在中国，除了两三个法国文学专家之外，人们对萨特也几乎一无所知。因为报纸介绍说，萨特刚刚写过一本《涅克拉索夫》，所以与他们谈的人就经常客气地表示对这作品兴趣。除此之外，他们的共同话题就只有烹调了。这双方的互不了解严重妨碍了他们的。

金秋之夜，他们散步在灰的胡同里，有时似乎忘掉了自我而北京古老的文化之中。但在更多的数情况下，他们到，这是一个他们很想去了解而又找不到门钥匙的世界。不过中国的京剧使喜音乐的萨特欣赏到另一完全不同的艺术。程式化的功、悲剧的急迫打击乐、细致悠长的嗓音，都对他展现一独特的魅力。

他们在中国呆了大约两个月，这个国家给他们最的印象是贫困。后来波伏瓦在回忆录中谈到他们当时的受说，看到中国老百姓的生活后，他们对地球的看法从本上改变了。以前他们总是把欧的繁荣作为看问题的标准，而世界其它地方对他们来说，只是一十分模糊的存在。从这时起，他们才真正看到世界的真相：这个世界还有这么多人长期于饥饿贫困状况；与之相比，西方的富庶和安乐只是一有限的特权罢了。与此同时，他们也看到中国人为了克服这贫困所作的努力。11月2日，中国《人民日报》发表了萨特的文章《我对新中国的受》，后来他在法国《观察家》上也发表了《我所看到的中国》一文，谈到他对中国的受，赞扬了新中国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