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赞

1964年出生。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曾在上海戏剧学院导演系任教。现为自由职业导演。主要作品有《情人的血特别红》、《三月花》等。

电影分级

荆歌：今天非常高兴请来四位电影导演，来聊一聊电影与性，以及和电影分级有关的话题。去年，我们从媒体上了解到，中国电影分级制似乎呼之欲出了。分级制一旦成为可能，是否即意味着，一些中国电影就此可以合法地“涉性”了？

刘冰鉴：我认为中国电影的分级制正式出台，最近一两年不大可能。我预感可能在2008年的奥运会前后的时间。我想现在时机还不成熟。几年前韩国电影的同行就告诉我，他们的电影审查制度能够开放就是汉城奥运会以后。中国能在5年后有韩国今天的电影繁荣局面对我们电影人来说就非常知足了。虽说都是亚洲国家又是近邻，但两国的实际情况还有大的差别。

王小帅：对于电影，我聊不出什么来。特别是涉及到体制改革的问题更是如此。分级问题应也属这一类。很难说提什么建议。只是听闻大家说要分级什么的。到底分不分，怎么分，和老外那一套接多少轨，应该还是未知。而且这类事物好像应该是有关部门的职责。电影往何处去？现在说来，好像也有点成为问题了。我感觉这很好，提出问题总比不提好。记得小时候有一本书叫“一万个为什么？”好像就是鼓励小孩提问题的。不知何故，长大了就不提了。

荆歌：是《十万个为什么》。

刘冰鉴：电影分级涉及面很广阔。一说电影分级就扯到“性”上，我认为这只是其中的一个部分，那么关于暴力、灵异等等其他类型的电影也有分级的界定。最近对这个话题网上也有各方人士说了很多。电影的题材一直都很广泛，就看怎么拍。当然也包括“性”的这部分。但我并不认同中国电影即使合法地“涉性”就能繁荣起来。

陆川：中国电影的分级制度，实际上是关于政治的一场博弈。博弈的双方都心照不宣地用性来作为一个幌子。实际跟性没有太大关系。实际上双方要解决的是一个中国电影产品题材的全面解禁问题。这里面的核心是对于文化的，甚至是思想的全面解禁问题。所以性，实在是一个幌子。在中国我觉得电影审查现在还不是完全针对未成年人，也不是关于性的，这一点毋庸置疑。

荆歌：但是性这个幌子确实惹眼啊。“少儿不宜”早已是一个天大的理由，并且深入人心。要禁一部片子，裸露镜头过多，或者吻戏床戏太过分，理由就足够了。至于其他，我们不好说。你在电影上脱，脱多少，脱到多少程度，这些都是可以量化的。所以关于电影里的性，我认为要立法不难。可以露几点，什么样的动作是不被允许的，这些都可以有非常具体的规定，可以拿尺子量。问题是这样一来，其他较为模糊的东西，一下子就摆到我们面前了。我们无法解决它。所以，还是扩展保护带，始终让性与暴力站在前沿，这样就给禁与不禁在操作上留下长袖善舞的空间。

阿赞：中国现阶段的社会改革是畴形发展的，权力和法律是脱节的，甚至法律是为权力服务的。

陆川：当然分级和电影审查在绝大部分国家都是针对未成年人的。对于成年人，他们应该有权利选择自己希望观赏的电影的权利，这个权利应该回归个人，而不是在某一级政府机构。不应该是政府机构为成年人选择电影题材和类型。我理解的电影审查，应该是从道德的尺度来划分，而不是从政治的尺度。

王小帅：我的理解分级，是一种从人的制度向法的制度转化的东西。有了一个明确的细化的格式化的标准以后，很多事情才变得清晰。无论哪级，哪部门的领导，无论男女，老幼的领导，都不能用自己的喜好来决定一部艺术作品的命运。从希望到结果可能还有很大的差距，但我感到现在很多事情都在改变。而这种改变是真正让人欣喜的，比如最近有说到以后警察不能随便检查一个公民的身份证了，说不能，实际是他无权力这样做。这样的变化的意义我以为远远大于物质层面进步所带来的国家的变化。

荆歌：小帅的电影也可以在国内公开上映了，这确实是一种进步。但是，从前你不能公映的电影，像《十七岁的单车》，似乎也并不是因为涉性而被禁的呀。这里面情况还是比较复杂。所以我们还是希望立法，有法就有序，哪些是可以的，哪些是不可以的，哪些又是在一定范围内被允许的，这样电影人也就不至于无所适从。

阿赞：对于分级，首先，我期待！其次，我怀疑。最后，我无奈——荆歌：我理解阿赞的无奈。你的新片不就是遭遇到宣传部门审查的尴尬吗？无法可依，没有尺子度量，领导就是尺子，这事儿总是麻烦。

刘冰鉴：在我的电影里，没有什么是不是禁区可言。只有我要拍的电影艺术品质是否达到了我的艺术理想。是否用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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