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冰鉴：对我来说，电影表现的空间非常大。虽然受制于工业化生产这样的一个制造过程，但在我看来今天的影像世界却是更加自由和丰富了，各介质的影像早已在我们的视觉范围里现了。我自己的三电影《砚床》、《男男女女》、《哭泣的女人》都从不同的角度描写了，电影的主题也是关于。而且我今后的电影会是这样走下去。对于一个电影导演来说，就看你怎样的角度什么样的方法来面对要说的故事和人。我思考更多的是世界第一电影在100年前的《火车站》，影像的魅力引了全世界的人，那么今天的影像观念能

阿赞：我们的电影制度对追求幸福的人是（表层）肯定的，但对追求“”福的人是隐晦的，甚至是抵的，反对的。被划定为不德的人。整的社会德风尚观念是虚伪的，落后的，不一致的。

荆歌：陆川所说的，是不是存在“客大欺店，店大欺客”的现象呀。拍《寻枪》的时候，你还是个小客人，所以费事些。现在你了呀！要是张艺谋的片，只要没有反党内容，只要没有过分的，一般来说就不会被卡吧？所以说到底，还是要呼唤立法。比方，究竟可以有一个什么样的尺度。要给所有的电影人以公平。要让人人都红灯停绿灯行。

荆歌：甚至有时候表现“”，也成了外国人的专利似的。中国人不要吗？中国人不要探讨吗？中国电影就不能堂而皇之地关注吗？作为导演，你们是否觉得，当“”成为一个禁区的时候，你的艺术才华和艺术理想，就无法施展和实现了？

荆歌：小帅的爸爸在家里充当了电影审查官的角。好在你似乎也并不听他的。要是他掌握着你拍电影的生杀大权，那你就会对他碟片上所打的记号到胆战心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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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冰鉴：电影和小说都是一回事。都是关注人。是人类本质的一个构成。如果它的缺席，那作品中的人肯定不是作为人存在的。

荆歌：分级之后，中国电影对“”的表现，会开放到什么程度？是否与国外电影有同样的自由度了呢？

王小帅：有一个情况发生在我家。我把一些碟片给我也是从事文艺的父亲看。他一直有一个在看过的东西上打记号的习惯，表示对这个东西的认同度。结果是，我认为的所谓有看的东西他都打着普通或不好的记号。这个东西我也基本得上诉的结论，即人人都有他比较自我的审标准。我在这时采取的态度一般是不说话或不争论，因为不会有结果。在家里还好，重要的议题不是这个，而是吃喝拉撒。把它扩大就有问题了。因为人们习惯凡事有一个标准，特别是对掌握话语权的人，就像度量衡。从上面讲的情况看，给形而上的事度量衡就很难。外国看来也遇到这样的问题，所以他们发明了分级这个办法。我想到了“拿来主义”这个说法。就目前我们的情况看，各行各业已经运用这个说法多时了，表面情况并没有太坏。票是最典型的例。那么，电影事业，或更时髦的说法电影企业是不是真的也可以运用这个理论了。要不然大家搞电影工作的人老搞不好本行实在有说不过去了。

陆川：客观地说，凭良心说，我觉得电影理机构的官员们的确在努力推电影审查制度的改革。不现在的改革步伐是否和中国电影行业内的从业人员的呼声是否完全合拍，应该说改变的变化是明显的，结果也是明显的。我觉得他们付了很大的令人尊敬的努力。第六代集的回归，一批有批判神的电影顺利通过，商业影片的兴盛，都是这些改革的结果。我的电影是改革的利益获得者，《寻枪》的审查和《可可西里》的审查完全是不一样的。《寻枪》剧本就审查了整整两年，但是《可可西里》仅仅是一页纸的大纲，完成片也是一次通过。

刘冰鉴：不会这么简单吧。这个很难预料，第一步还没走来，很难判定。尤其在中国。况且电影是这样一个靠大家受的东西，人人都有自己的接受尺度。这自由度我想对于中国来说还没有那么大。就是分级制每个国家制定的标准也有些不同。

陆川：电影审查每个国家都有，但是在题材上的限制，中国的电影审查制度可能是比较严厉的。开放题材，这也是我们电影行业中从业人员呼声最为烈的，我们的要求其实并不过分，就是希望能够照大片的尺度，来对待我们国产影片。也就是说，如果一类大片的题材可以在中国院线上映，那么中国电影工业应该也可以拍摄类似题材。但是现在连这一要求也不到。

的方式真正对人有更多的关注和更多的发现，虽然这个工作过程很艰难，我认为很有意义，对我来说任何所谓禁区的束缚都不存在。

说到电影中涉，我想我们再来谈一谈。作家叶兆言曾说：“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永远不应该是个写不写的问题，而只是一个写好和没写好的问题。”那么对于电影来说，表现，是否也有如此必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