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一奇特的方式与他们互相结盟，所以有时这奇怪的令人困惑的联盟分裂两个各异的人，但没有真切的托尼·莫利尔，也没有真切的炽，即使是分开，两者也是一个整，这双重角令我痛苦不堪，我无法说，也不能肯定，他或他们是敌是友。

这个令人不安的梦，大约是关于我们在一个奇怪的、完全陌生的城市作案。这是一个偏僻的地方，就像苏比波、托诺和鲁得娄。我是副手，一个非常尴尬的角。因为我总是坏事，陷困境。每一次失误都令我惴惴不安，惊恐万分。指令常常是支离破碎的，而我总是要好几个小时，才能把密码指令破译来。当然，这一行动没成功。相反，我们不断地逃跑，漫无目的地四游，就像正在被猎捕的野兽。当我们被迫躲藏起来——在山、地下室、沼泽、矿井时——我们就打牌、掷骰，赌注下得很大，我们写欠条，或者用从银行抢来的赃款。这位炽一莫若全然不顾我的恳求，即使在公开场合也着单片镜。他讲土匪的黑话，搀杂着津俚语。即使在说明一件危险、复杂的事情时，他也总犯跑题的病，讲一些冗长的毫无意义的故事。跟着他真是苦不堪言。最后，我们三人被上了绝路，一帮警察将我们堵在一条狭窄的小上（似乎在西），我们全被打死了，像野猪一样被击毙。等我醒来，才意识到自己还活着，但我仍不敢相信，像腾云驾雾一般，我到。

这就是梦的大概，我试图将它缩成一个情节详尽、地明确的逃亡故事。我认为，追捕的分，我写得很彩，但是，逃亡及其曲的那突变、迷幻、若有若无的梦境的实质却难以变成清晰的叙述。我左右为难，然而这毕竟是一次大胆的尝试，使我敢于创作更富想象力的小说。也许凭着这想象力，我早已取得成功了。

要不是我接到奥玛拉的电报，我们去北卡罗来纳找他，那是另一个新兴不动产易中心。像往常一样，他说他保留了一个重要的职位，他们在实现宣传目标上需要我。

我立即回电索取我们的路费，并询问我的工资情况，我收到的答复如下：一切不必担心，伙计，借钱买票。

莫娜立即作了最坏的打算。她认为他一向如此糊其辞，模棱两可，十分不可靠，他只是因为寂寞难耐，才给我们拍电报的。

我本能地为他辩护，结果自己情涨，尽我对整桩事情兴趣不大，但也没有退路了。

“那么，”她问，“我们到哪儿去路费呢？”

我给难住了，不过只有一分钟，突然我有了一个好主意。“钱吗，好办，去找那天你在商店遇见的小同恋，记得呢？那个抹坦西得香的姑娘，就去找她。”

“荒唐透！”这是她的第一个反应。

“得了吧。”我说，“没准儿，她会因为你去找她而激不尽呢！”

她继续宣称这是不可能的，其实很显然，是她自己反对这个主意。不过，我敢肯定，到了明天，她就会改主意。

“我跟你说，”好像我已经打消了这个念一样，“我们今晚去看戏，你说怎么样？我们看儿可乐的。”

她觉得这是个好主意，我们去吃了饭，看了一个彩的演——回到家后，我们仍狂笑不已。事实上，我们笑过了，以至于过了好几个小时才睡。

第二天早上，正如我预料的，她已经去找她的同小朋友了。借五十元，不费灰之力，她的麻烦是甩掉那个女孩的纠缠。

我建议。我们不乘火车，而靠搭便车。这样可以有些余款。“你不能指望奥玛拉，也许是竹篮打一场空。”

“你昨天可不是这么说的。”莫娜说。

“我知，可今天是今天，我宁愿谨慎从事。”

她已经完全默许了，并同意搭便车，这样可以看到更多的风景。此外，有一个女同行，搭车更容易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