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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我在梦中常常听到的音乐。我给您哼哼？”于是，我给妈妈哼了戈达尔的华尔兹。妈妈哭了，很久以后妈妈才告诉我，那时是妈妈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

故事之九

女导演玛讲的是伤心的离别和快乐的发现。

这一发现挽救了玛的朋友们，他们因罗蒙诺夫在列宁格勒的试验而备受其苦。

有个时期我不断同人告别。朋友们一个个都走了，去了四面八方。我的好朋友现在有一半在国外。人们去的目的是为了自由地著书、作画、演奏音乐、拍电影、演戏。有时我到整个俄国都在走。每次告别泪都要成河，而之后留下的记忆却是一片荒漠。

对我来说，最难受的告别是送考斯特亚走。我已给你们讲过他。他家是列宁格勒最引人的地方。每天都有许多各界名去那儿聚会。不过，去那儿的人大都是搞艺术的，要不就是不同凡响的、令人兴趣的人。考斯特亚在我们学院读戏剧史专业时，我们就成了好朋友。他是什么样的人呢？噢，他是这样的人，你可以随便招呼他，什么都可以跟他聊，而过后总能发现，你有了许多新的艺术观和新的打算。就艺术观而论，他总给人以极大的鼓舞。

可后来考斯特亚也走了。我们把他送走后，我去他家帮他妈妈收拾东西。考斯特亚走后，政府要收回一间房，只给他妈妈留下一间，所以要把他那间屋收拾来。我伤心地整理着他留下的一些书籍，把他没能带走的画从墙上摘下来。报纸曾把这些画说成是“可怜的、西方模仿者的低劣之作。”而现在要想把这些“低劣之作”带国，政府却要征收重金。我一边忙着收拾东西，一边听着对面窗里传的音乐。一帮孩在一遍遍地重复播放着阿录音。我随音乐摆动着，试图冲淡自己的伤。

一天，考斯特亚的母亲耶芙多尼娅·波罗芙娜要我收拾一下阁楼，那几多年来攒了一大堆东西。我弯腰爬了阁楼，因为空间很狭窄。我翻腾着这些东西，一件件地叫着它们的名字，并拿着让在下面的耶芙多尼娅看看。她坐在下面的椅上，就象坐在王座上的女皇，对我发号施令：“这个扔掉，这个你可以留作纪念，这个可以留着。”

在阁楼的角落里我发现一个袋。解开一看，里面是个旧枕，但象耶芙多尼娅的其它东西一样地净。伸手去一摸——好象是粮，或许是小麦。“这儿有个袋，里面的枕大概装的是小麦。”

耶芙多尼娅猛地从椅上站起来说：“什么？装小麦的枕？不可能。它还在那儿？天哪。知这麦是怎么回事吗？

玛。“我上爬到阁楼门探来，耶芙多尼娅总有迷人的故事告诉我：”战争后期，长期的封锁结束了，但粮还是奇缺。我设法到了一袋小麦，用咖啡磨磨碎，成了麦片和松饼。这袋小麦可救了我和考斯特亚的命，后来情况好转，这袋麦我们没吃完。

有人建议我拿到市场上换别的东西。但我没那样。‘上天保佑，但愿我们再也用不着它，’我说，‘但我要留着它，以防万一。’所以它放到了现在，从1944年至今。“

我坐在那儿听她讲故事，手不停地抓着小麦。“那么我们怎么理它？这回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照旧，上帝保佑，最好我们永远用不着它，但还是要留着它。”

“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