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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吸毒者随时都企图从海洛因的奴役及其后果——卖淫、违法、体质衰退——中解脱出来。那些年纪最大的吸毒者——那些16、18或19岁才落人罗网中的人——在多次尝试独自戒毒无效之后——便转向专门的部门。直到目前为止，这些部门和他们拥有的手段——建议、疗养、治疗——都是为这些人，即这些近乎成年的瘾君子而设计的，其基本原则是有关的患者应出于自愿，我们的工作是帮助他们自己进行戒毒。

面对5万左右的吸毒者，我们在公众部门大约有180个治疗床位，在私人部门（诊所、团体等）有1100个床位。一些老吸毒者在这里过集体生活并被强迫接受严峻的制度。我们没有治疗成功率的可靠数字，但我们估计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重新开戒，特别是因为这些人在戒毒之后又重返同样境遇的：正是那些境遇使他们走上吸毒之路。

但由12到16岁的麻醉剂使用者组成的团伙越来越多。他们得不到帮助。当然，我们接待那些像巴普西那样的由于老师或社会服务部门强迫而来的人进行咨询，但他们拒绝目前这些治疗中心严峻的规定，不愿承担被收入院所必须的条件：出于自愿。

他们从再次开戒的吸毒者口中听到过治疗中心所犯下的“暴行”，所以巴普西在和我们交谈的整个过程中都对我们流露出完全的不信任。我不能消除她的恐惧而勉强地把她送到什么地方去。确实，对于随便哪一个吸毒者来说，下决心进入医疗中心都是困难的。当然，他们得忍受毒瘾及其所带来的痛苦。但这种痛苦他们已经习惯了。在一个治疗团体中，他们不但要放弃他们熟悉的环境，习惯的交往，连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也要听命于人，直到损伤他们的人身自由。例如，为了表明他们已经与毒品世界决裂，他们应该剪掉头发，更换衣着方式和放弃刺激性的“狂风式”音乐。

但是，对于一个14岁的孩子来说，发型、服饰和音乐比对一个20岁的瘾君子要重要得多。为了留长发，穿紧身牛仔裤或者为了唱片，他们可能与双亲吵上两年。在他们痛苦地猜度着在医疗中心里等待着他们的命运的时候，作为进入这个中心的人门证却是牺牲象征他们激烈斗争而取得的成果。而正是这些成果为他们赢得了朋友、伙伴和团伙的尊重。依我们之见，取消它们对于这些孩子未免太苛求了。

这些吸毒的孩子们的感情还不很稳定。他们在对一个充满安全感的世界幼稚的憧憬与梦想和大人们在竞争中的行为表现之间摇摆着。人类在青春期遇到的心理冲突，他们通过在精神和肉体上使用毒品进行了“补偿”。这些孩子没有逐渐地脱离父母家庭，慢慢地取得自主的经验。他们只学会了每当生活的关键时刻逃避现实。

尽管这些12到16岁的孩子们在弱肉强食的毒品世界中经历了很艰苦的生活，尽管有他们在那里学到的那种东西，从感情的方面上讲，他们仍然是孩子。所以当他们不得不屈服于目前的这种确实不适宜于孩子的治疗时，他们表现得倔强不驯。

像很多其他的孩子一样，巴普西不能屈从于这种长期治疗的要求，我们曾在多次长时间的谈话中力图使她思想有所准备。当她在一家神经精神病学机构中断毒之后，我们把她送往杜宾根吸毒者救济协会，那是一个少有的能破例接受她那种年龄的吸毒者的中心。在途中的大部分时间里，她显得紧张，同时又处在一种愉快的兴奋状态中。我们长时间地谈着上帝和世界。肉体上的戒毒给她带来了欢悦和自信。但是，在快到杜宾根时，她表现出不安与神经质。

我们到达之后，巴普西由一个前吸毒者领到为新来的人准备的接待室。但是，甚至在人院谈话之前，她就声称要回柏林。她已经看到了她必须接受的一切：她刚刚经过搜查（行李、衣物、甚至还要搜身），避免把毒品带到医院中，现在，又要把她的长发剪短。当她看到理发师拿着剪刀走近她时，她忍不住了。医疗中心的人又和她谈了一次，但也不能改变她的决心。在下述的状况下把她收留在杜宾根是不合乎情理的：她将被关在医疗部，而且，由于她的对抗，她可能会构成某种对其他人的危险。此外，一有机会，她就有可能逃走。

巴普西因为过量用毒在44天后死去。她是1977年在柏林因海洛因致死的第84人，这是官方数字，她是其中最年轻的一个。

巴普西之死加强了我们的信念：应该立即把援助更年长的瘾君子的网络扩大到12到16岁的吸毒者中，或者把他们列入成年人中间，或另外建立一个网络。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德国与毒品斗争的未来就取决于此。假如不改变这种状态，这部分这个年纪的人就会继续从网孔中冲出去。应该想到这部分孩子，发展新的医疗概念，特别是对其自愿性的要求不必如此僵硬，如果我们做不到这一点，我们就会遇到美国的那种形势：一个因过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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