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的任何事情，包括中国足球，比如许放先生临死之前也没有一双新鞋可穿，但他撒手尘寰后却钻出来那么许多蝇营狗苟。

从我10余年的一线采访中，我能够（包括全部长期采访中国足协的记者们也能够）肯定郎效农是一个清廉正直的足协官员，即使延伸到整个中国行政机关的公务人员序列中，郎效农也是一个在品德操守上无可挑剔的人，几乎每天早上、每天夜里你都可以见到一个老僧入定般的郎效农孜孜不倦地在为中国足球工作，他从没有收过红包，他甚至从没有去过桑拿房……还有王俊生，还有阎世铎，还有李晓光，还有王彬、董华、冯剑明、张吉龙……等等，他们算不上高尚，但从某种意义而言，由于中国足协10余年来面临的批评和压力，已使他们夹着尾巴成为中国机关干部里还算清正勤勉的一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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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才能活命（3）

但于事无补，“中超之父”郎效农救不了中超，足协前后两任主席王俊生、阎世铎也救不了中国足球，如果好人、圣人能救得了中国足球的话，那么请雷锋、焦裕禄、孔繁森或者耶稣来当足协主席吧。

人品？！我相信朝鲜足协的官员们一定是人品无瑕的，以他们所接受的教育肯定忘我无私勤奋工作，但在那样的体制下，朝鲜国的足球水平又怎样呢？而在它隔了一条三八线的南部，韩国足球却在职业体制下生龙活虎。

（三）私欲论——

（可疑，投资人还是投资权力的人？程建国先生认为这些足球投资人的欲望在于“城市名片”，是投资权力以及相关而来的政策倾斜、广告效应。我想问的是，贝鲁斯科尼、阿布、默多克投资足球还是投资权力？只要对足球运动有推动力，你管它动机如何，没有私欲就没有革命，中国足球的一大原罪就是缺乏进取欲望。你纯，你救得了中国足球吗？）

如果纯真救得了中国足球，那么法国足球的鼻祖应该是圣女贞德；如果强求一个资本家投资足球完全是为了足球本身，那么这个世界上将没有像皇马、ac这样的强势俱乐部。

我并不怀疑程建国先生所说中国足球“投资人”其实是“投资权力人”，大量的材料可以说明，从王健林到杨肇基到尹明善到徐明到张海甚至遥远地区的李志民，其实都是从投资足球中得到或者已经得到某种足球之外的回报——这没有问题，只要他们确确实实在推动了地区足球的生存和发展就行了，即使他们在利益得不到满足之后要抽身而去，也必须承认在资本投入某个地域对这个地域足球起到的必然逻辑关系。

贝鲁斯科尼是投资足球还是投资权力？默多克是喜欢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足球技艺还是追逐足球能给他的传媒帝国带来的效益？还有阿布，还有佩雷斯，甚至还有阿维兰热、布拉特以及萨马兰奇、罗格。现代体育、职业足球发展到当今这样的商业高度时，有什么理由向资本家、政治家们要求他们一定要像旷古时代的圣人一样澄明无邪呢？

这种想法本身就是一种对革命的反对。

一个必然要在这场革命中澄清的问题是：革命需不需要完全纯粹的动机？也就是说——是不是有了私欲就不能革命？

毛泽东在《论统一战线》里表达出这样的意思：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以战胜一切反动的势力。徐明不那么纯粹，张海不那么纯粹（注：他甚至现在还被抓了），国安有自己的私欲，但一个革命战线的形成难道一定要清一色的马克思、列宁吗？历史上任何一次革命都始于私欲，没有私人的欲望哪来革命的初生，当这些私人欲望形成了共同的利益时，当这些由私欲而成的共同利益又能够顺应潮流推动历史的发展时，它就是革命，就是彻头彻尾的革命。这是历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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