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们新来的律师。”他的介绍十分简单。她说迎我来到这儿。他们在谈论一个失踪的客，我就四下转一转，我看到一个单元的住屋，里面有婴儿的哭声，而且听到有人正向敞开的门走近。这间屋比别的稍微大一些，被隔成两个小房间，一个年轻的女人坐在一张椅上，很壮实，年龄在二十五岁左右，上几乎从往上全都着，正在给孩吃，我就在离她十几步远的地方，而她却毫不以为意。还有两个稍大一些的孩正在床上翻斗玩。这时收音机的节目正是闲谈的节目。

那个女人用右手托起那只孩没有吃的硕大让我看，我转走开了去找莫迪凯。一些客在等着我们。我们办公的地就在餐厅的一个角落里，和厨房离得很近。我们的办公桌就是一个可折叠的餐桌。这个桌是从厨师那儿借来用的。莫迪凯打开墙角的一个文件柜，我们就开始了工作。有六个人坐在靠墙的一排椅上等着。

“谁先来？”他问那几个人。这时一个女人搬着她的椅走了过来，坐在我们俩对面，我们俩都把笔和记录本准备好了，但是我们中一个是搞这方面法律的老手，而另一个则是一绪也摸不着的人。

她的名字叫韦琳，二十七岁，有两个孩，但没有丈夫。

“他们有一半人是来自避难所，”莫迪凯一面记录一面说，“另一半来自大街上。”

“我们要接个案吗？”

“只要是无家可归的，我们就接。”

韦琳的问题并不复杂。她曾在一个快餐店活，后来因为一些原因而被辞退，这些原因莫迪凯认为是不相的。因为她没有固定地址，她没有收到最后两个月的工资支票，老板把支票寄错了地方，结果寄丢了。其实，老板是没有责任的。

“下星期你会住在哪儿？”莫迪凯问。

她也说不准。也许这儿，也许什么别的地方。她正在找工作，如果找到一份工作，还会有别的什么变化，她可能会寄住某一家，帮他们些家务而不必付房租，也可能自己找个地方住。

“我会给你要回钱，我让他们把支票寄到我的办公室。”他递给她一张名片，“下周这个号码给我打电话。”

她接过名片，谢了谢我们就匆匆走了。

“先给那个快餐店打个电话，告诉他你是她的律师，开始时要和气一些，如果他要是不合作，你就别客气，有必要你可以亲自去一趟把支票拿来。”

我忙把这些话记了下来，好像这还复杂似的。韦琳被拖欠的工资才不过二百一十元，我在公司理的最后一个反托拉斯的一个案涉及金额达九亿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