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湖湘人有着大气磅礴与自卑偏狭并存的二重心理意识，其为天下与为个人的二重思想立场也导致湖湘人大气与陕隘的二重世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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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湘人自古以天下为已任，有一大谋大略、大智大勇的浩然气概与伟大魄力。屈的《天问》，苞括宇宙，控引天地；胡安国一句“为学则以圣贤自期，为政则当以宰相自任“雄立千秋。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船山先生“星日昭垂，旷世之师“，湖湘人这“无所依傍，浩然独立之“与雄伟之气魄表现得十分明显。维新变法期间，湘人都呼“吾湘变则中国变，吾湘亡则中国亡“，杨度在《湖南少年歌》中豪迈歌：“若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除了湖南人，谁又有魄力说此等豪言壮语！左宗棠曾以“书生岂有封侯想，为播天威佐太平“展示自己的文化抱负，蔡锷登岳麓山作诗“环顾中原谁是主，从容骑上峰巅“，至于青年*更是“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真乃大气盖天。人们说到*，齐白石，彭德怀等这些湖南人时总以“大政治家，大艺术家，大军事家“相称，有人作对联云：“数说导师何伟，大匠何奇，元帅何雄“，似乎舍一个“大“字便不足以表达湖南人的豪情！

-但应该注意的是，在湘人自负的心理背后也有着自卑偏狭的情结，呈现一二重心理意识。诸如“惟楚有材“的说法，有学者考证“惟“只是一个语气词，只是客观地陈述一事实，而绝没有我们今天所认为的“只有、仅仅有“这层意思，这句话的原意并不是说：“只有湖南才有人材“，但是在湘人里却成为他们的“广告词“。这个现象反映湘人的自信多少有些盲目。而且在历史上与“惟楚有材“相对应的还有“楚材晋用“，这很值得湘人反思。实际上，湖湘人才之盛主要表现在宋代与近代。在古代湖南由于地理条件恶劣，为“南蛮之地“，在文化上本土湘人也并无多少建树。湖南古代人才稀少，清末湖南学者锡瑞曾写：“湖南人，罕见史传“，好不容易等到唐大中四年，唐开科三百年之后才有一位湖南人刘锐中了士，时人称之为“破天荒“，“破天荒“这个成语就来源于古代湘人人才群的匮乏，这孰可玩昧。今天提到有关湖南的历史名人，如屈原、柳宗元、刘禹锡等倒是因为湖南落后才贬谪到湖南的。时至清咸丰年间，湘人群崛起，但多以军政扬功，湖南作为“文化沙漠“的窘境，并无太多改变。杨度的“中国如今是希腊，湖南当作斯达，中国将为德意志，湖南当作普鲁士“的说法常引用表明湘人的自豪，而杨度的直系后人杨念群博士则对此说法给予了新的解读。[13]斯达、普鲁士以军国主义著称于世，而希腊与德意志恰为文化集萃之，杨度舍弃了在文化层面上的比较，而截取的是其社会实的政治横断面来比拟中国与湖南之关系，其潜意识是仍然认同湖南是文化贫乏之地的传统概念，而以政治单位的发达来完成自己的心理补偿。因此，湘人格外调自己的某责任与使命。如杨毓麟在《新湖南》中说：“且我湖南人，对于同之责任，其重大有远过于诸省者。“这自负之语本是源于湘人于天下无足轻重之窘境的一心理补偿。自负与自卑就这样奇妙地结合在湘人的心理意识中，*有言“我为极之人，又为极卑之人。“他所说的本意并不在此，但对此问题也是一很好的隐喻。

-在湘人以天下为已任之外，也有着另一思想立场，就是为个人与家，大则为国，小则为家、为己博取功名，光宗耀祖。从这一立场发，湘人往往把经济世，改造社会的责任看成是少数亲信，少数英的事情。例如清朝湘军群往往都是以地缘、血缘、情为基础，曾氏兄弟自不必说，而曾国藩，刘蓉，罗泽南等湘军将领之间有着错综复杂的姻亲关系。这以家族关系以个人为发的立场，造成了湖湘人的偏狭、小、排他、狭隘的世方式。这为天下为个人的二重思想立场，导致了湖湘人开放、大气与封闭、狭隘并存的二重世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