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下沟通，是相当困难的。又，汉军之与匈兵会于浚稽山，乃是被其骑兵穷追而至的，而非如当初李陵先在彼安营扎寨，勘探地形。对此之地形，商丘成纵是绝代军事天才，恐怕慌之中也断难熟悉。如此，汉军之地利有大亏之。

又，以兵力计，即本《汉书》，商丘成所带兵不过三万余，与李陵所带兵持平。然而李陵所引乃匈之锐骑兵，战斗力十分劲。同时，汉兵乃以远兵来袭，疲惫已极。面对的是以逸待劳之匈军，并被穷追猛打退浚稽山，其战斗力实在大可值得商榷。于此上看，则汉军实力上又有大亏之。

再，当年李陵“所将屯边者，皆荆楚勇士奇材剑客也，力扼虎，命中”。那五千兵还个个效命，以一当十。面对匈八万之兵，相持亦不过十日左右，最终是以大战死，自己被俘，“军人分散、脱至者四百馀人”作为收场。商丘成之兵虽众，大概很难和李陵之兵相提并论，在中人包围仓皇逃奔自己所不熟悉之浚稽山后，却反能“转战九日，汉兵陷陈却敌，杀伤虏甚众”，一个御史大夫靠一堆疲兵穷卒，最终反能把由名将所带的骁勇善战以逸待劳乘胜追击之锐骑兵打败、最终无获而归，这难不要让人奇怪的么？

如果李陵真为了报一己之仇，全心全意为匈服务，卖起命来不遗余力，如吴三桂洪承畴之一般，和当今之在各歇斯底里地叫嚣着制裁中国的无耻蠢徒们一样，那，商丘成尚有否？

历史就是历史，更多的诠释已全然无益。虽然说如果从纯军事的角度上讲，给一个可以接受的解释，并非难事，然而这大抵也是毫无必要的。因为无论怎么论，都难免有以今人之释先人之怀之意在。短短的“匈使大将与李陵将叁万馀骑追汉军，至浚稽山合，转战九日，汉兵陷陈却敌，杀伤虏甚众。至蒲，虏不利，还去”这数十字，更也为后人留下了无穷的想象空间。至于有人必要以此来为自己的卖灵卖寻得神藉，则不过是一低级而愚蠢的神自罢了。

“汉厚诛陵以不死，薄赏以守节，使远听之臣，望风驰命，此实难矣。所以每顾而不悔者也。陵虽孤恩，汉亦负德。言陵无功以报汉为孤恩，汉戮陵母为负德。论语曰：德不孤，必有邻。昔人有言：‘虽忠不烈，视死如归。’陵诚能安，言陵忠诚能安於死事。而主岂复能眷眷乎？男儿生以不成名，死则葬蛮夷中，谁复能屈稽颡，还向北阙，使刀笔之吏，其文墨邪？”（《答苏武书》）。后世但作此书者，可谓陵之知己也。而今之以李陵之失足来为自己的卖民族祖先之行径辩解者，其心已为仇毒所坏，其已为蝇利所堵，其耳已为音所蚀，如此他们又如何能听得两千年前无奈的李陵所发的悲凉的哀鸣呢？

注：本文也引述《文选答苏武书》和《艺文类聚别诗》中之分内容。书与诗都疑为后人伪托，但引述只为行文之需要，故不本影响本文之史实。

（六）

李陵在匈呆了二十五年，和他太太跖跋氏生养了几个儿女，余则基本无所事事，惟苟且其百死之而已。中间曾被单于指派当说客去劝降老朋友苏武，两人见了几面，喝了酒，大概相互还赠送了几首诗（但今存于《昭明文选》和《艺文类聚》中之别诗，疑为后人伪托）。苏武当然没有被说动，但两个人仍保持着很的友谊，以致于后来苏武还朝，还颇为他讲了几句话。后元二年（前八七年），汉武帝死，八岁的汉昭帝继位，由大司大将军霍光、车骑将军金日【石单】和左将军上官桀三公辅政。霍光与上官桀和李陵曾是好朋友，对他和他的遭遇也很了解；因此，虽痛惜于李陵之降，却颇同情其不幸，明其苦衷。因此曾派任立政等前往匈试图请回李陵。李陵心已早如死灰，故国如梦而亲人不再，破家亡亲败名裂之人，待死而已，复归何益？因此只有以“丈夫不能再辱”婉拒了。其实这应是托辞。如果李陵真是心无故国，尽全力效忠于匈，则浚稽山下的商丘成，恐怕就没那么容易全而退了。

元平元年（前七四年），李陵病死于匈蛮荒之地，实践了其“男儿生以不成名，死则葬蛮夷中”的诺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