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是为民族而战,也是为保护个人尊严而战。当人们连选择自己的服装发型权力都被剥夺的时候，连自己民族的文化都要被阉割的时候,还不反抗，那什么时候反抗

2、理的刻察

而另一方面这不仅仅是情的需要，同样也是理的抉择。看一些明代遗民的论述，就可以知他们已经把这个问题上升到文明化的度和宏观视野来看了

比如王夫之就论述过少数野蛮民族的侵略和压迫，导致的结果势必是文明的倒退和劣化。“夷狄之与华夏不可，则人极毁，华夏之生民亦受其吞噬而憔悴”，满清所谓尊崇汉文化不过是“沐猴之冠，优俳之戏”“亦幸虏欺人之术”，“父驴母，其生为骡，骡则生绝”。

或许有些人会把这样的言论看成是偏激之辞，但其实这里面却包了最刻的理论察力。在王夫之看来“中国之文，乍明乍灭，他日者必且陵蔑以至于无文，而人之返乎轩辕以前，蔑不夷矣。”应该说历史的发展完全证实了他的预言，在满清统治下的三百年的时间，中国确实从明朝这样一个被世界公认为先文明的国家堕落成满清时期被世界公认为野蛮落后的国度。

反过来说，也正是因为有这理上冷静和清醒的思考判断，以王夫之为代表的大批明朝遗民才始终决地站在反对满清统治的立场上，终生没有动摇。

3、经历的前后对照

当然除了上述两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烈士与遗民们自经历前后对照的结果。有许多东西，拥有的时候并不觉得宝贵，失去了才觉得宝贵。对从明朝而清朝统治的烈士与遗民来说更是如此。

在明代，如果哪个军队有抢夺民间财的现象，立刻成为大书特书的恶行，成为群起攻之的对象，甚至勤王的队，因为领不到足够军饷导致抢劫的行为，其带领官员都要受到严厉惩办，崇祯二年山西总兵张鸿功、山西巡抚耿如杞遵照兵的檄调带领八千多人勤王，因为队领不到军饷，士兵挨饿，不得不抢劫，结果张鸿功，耿如杞因为不能约束军队制止抢劫，被下狱论罪。就算到了明亡前夜，政府已经失去对军队实际控制能力的时候，那些抢劫的明军也总是成为舆论痛斥的对象，抢劫起来还是显得名不正言不顺。

而到了满清，军队抢劫杀人成为了理所当然，天经地义，打到一个地方，就抢劫到一个地方，甚至以抢劫作为激励士气的手段，不单是统治稳固之前抢劫，统治稳固之后，依然抢掠屠杀，无恶不作。满清军队的暴行是这些明亡时的烈士与遗民所亲目睹，亲经历的。对这样一个率兽人的政权，他们只要还保有基本的良心和正义，是不可能在内心承认其合法的。

在明代，民间百姓畅快议论，以及结社聚会，游行抗议都是司空见惯，即便在最黑暗魏忠贤时期的短短三年内，也无法控制民间的舆论，还有民间力量敢于来挑战，所以才有张溥《五人墓碑记》中描绘的情形发生。而在其他时候，民间的舆论抗议更是足以影响朝廷的政策走向，官员的去留。明代的士大夫也好，百姓也好，对此都以为是天经地义的，

但在清朝则如何？如果类似明朝万历和天启年间反抗矿税以及阉党的那带有暴动质的集会抗议，恐怕随而来的便是屠城，江大屠杀和嘉定三屠其发端都是完全于民间自发的反抗。即便是一般质的抗议，结果也是悲惨无比，比如清初的哭庙案，江南吴县士一百多人，到文庙孔牌位前痛哭抗粮，论其本意，不过是希望满清的横征暴敛能稍微收敛一下，并无推翻清朝统治之意，更无实际的暴力行为，不料结果是清廷大怒，，拟“罪大恶极”“不可逭者”之罪名三条，逮捕多人，最后十八名参与者被砍。其中一个是有名的金圣叹。他在临死前写给家人的信里说“杀至痛也，籍没至惨也，而圣叹以无意得之，不亦异乎”鲁迅曾经因此批评他是“化屠夫的凶残为一笑”，但其实金圣叹的说法更可以看成是一烈的讽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