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宗接受了他的意见，下令有关门，暗中行调查，将一万二千多冒充的和滥度的僧尼还俗为农。对于这宗教弊，姚崇直到死的时候，也还是持反对态度。他在遗嘱里猛烈地抨击了佛教，用正反对比的方法，戳穿了佛教僧徒所宣扬的一些预言；他持佛即是觉的观，信仰在乎内心，只要行善不行恶，就行了。他无情地揭了那将佛教僧侣的宣传当作事实的无知行径，那抄经写像、破业倾家、施舍自、为死人造像追福等愚昧风俗，指，这都是“损众生之不足，厚豪僧之有余”；他嘲笑了那些所谓通才达识之士，也不免于俗，成了上述怪现象的俘虏，；他认为佛教的宗教活动，乃是有害于苍生的弊法，要他的侄们警惕，不要上当，在办他的丧事时，即使不能完全摆脱佛教陈规陋习的束缚，在斋祭、布施方面，也只能略事敷衍，不能铺张浪费。他也顺便提到了教，指教的本旨是尚玄虚，不谈趣竞；只是由于受到佛教的影响而变了样。这着于实际的求实神，对宗教所持的否定态度，离无神论已不太远了。

开元四年(716年)，山东(泛指华山以东之黄河域)蝗害成灾，老百姓受迷信思想束缚，不敢捕杀，而在田旁设祭、焚香、拜，坐视庄稼被蝗虫吞。姚崇上奏，引《诗经》及汉光武诏书，证明蝗虫是可以捕杀的；历代以来，有时候所以捕杀不尽，那是由于人不努力，只要齐心协力，就可以除尽。他说：“蝗虫怕人，故易驱逐；苗稼有主人，故救护者必定卖力；蝗虫能飞，夜间见火，必定飞往；设火于田，火边挖坑，边焚边埋，定可馀尽。”玄宗说：“蝗是天灾，是由于德政不修所致，你要求捕杀，这不是背而驰吗？”姚崇又说：“捕杀蝗虫，古人行之于前，陛下用之于后，安农除害，是国家的大事，请陛下认真考虑。”玄宗被说服。但当时朝廷内外，都说蝗虫不能捕杀，玄宗说：“我同宰相讨论，已定捕蝗之事，谁再反对、，即行死。”于是派遣御史分督促，指挥老百姓焚埋蝗虫。结果颇见成效，当年农业获得了较好的收成。

第二年，山东又发生蝗灾，姚崇照老办法，派人到各地督促捕杀。朝廷议论又起，多以为蝗虫捕杀不得。玄宗也犹豫起来，又同姚崇行商量。姚崇说：“这些庸儒们死抠书本，不懂得变通之。凡事有时要违反经典而顺乎，有时要违反而合权宜之计。”接着他列举了历史上一再现的蝗灾，后果都很可怕。又说：“今山东蝗虫，孳生之，遍地皆是，倘农田没有收成，则人民就要移，事关国家安危，不可拘守成规。即使除之不尽，也比养了成灾好。陛下好生恶杀，此事不烦你下诏，请允许我下文理。若除蝗不成，我所有的官、爵，一概削除。”又一次把玄宗说服了。

汴州(治所在今河南开封市)刺史倪若拒不执行命令，并说：“蝗乃天灾，应该修德，以动上天。”姚崇得知，然大怒，给他写信说：“古时州郡有好太守，蝗虫即不境，要是修德可以免除蝗灾，那么蝗灾的现，就是无德所造成的了!现在坐看蝗虫吃庄稼，怎能忍心不救!要是由此而造成饥荒，将何以自安？’幸勿迟疑犹豫，否则是要后悔的。”倪若不得已，只好执行命令，焚埋蝗虫。他所捕杀的蝗虫共达十四万石，投汴河不计其数。另一宰相卢怀慎也反对捕杀蝗虫，他对姚崇说：“蝗虫是天灾，怎么可以用人力来制服呢？外面的议论，都认为捕杀蝗虫不对。而且杀虫太多，有伤和气。现在停止，还来得及，请你考虑。”姚崇力辩其谬，他列举古帝王及孔为例，证明为了人的安全和不违礼制，杀生是可行的。又说：“现在蝗虫极多，只有驱除，才可消灭：若放纵蝗虫吃禾苗，各田地，都要空虚。山东百姓，如何能够听其饥饿而死呢？此事我已奏请皇上定夺，请你不要再说了。若是救人杀虫，因而得祸，我愿独自承受，与你无关。”并派人到各地去检查，看谁捕蝗勤快，谁捕蝗不力，列名上报。又有一个既耿直又迂腐的人韩思复反对姚崇捕杀蝗虫，他说，河南、河北蝗虫，近更猖獗，所到之，苗稼都损，且更向西漫延，到达洛；使者往来，不敢声张，山东数州，甚为恐慌。接着，他又是那一天灾行，土埋不容，只有悔过修德，以求上天保佑的陈词滥调。最后，他请求停止捕蝗使的工作，以收揽人心。玄宗又被他的话糊涂了，便将他的奏章给姚崇理。姚崇请求派韩思复调查山东蝗虫所造成的损失。韩思复上报了受灾的实际情况。姚崇不相信，又派刘绍去调查。据说，刘绍看着宰相的脸行事，鞭打百姓，修改旧状，假报无灾，因而山东遭灾的数州，竟未减免租赋。这只能是局的情况；总的情况是，由于姚崇力排众议，持捕杀蝗虫，故虽连年发生蝗灾，仍未造成严重的饥荒。

由捕蝗而引起的轩然大波，至此尚未平息下来。姚崇的同时代人张鹫在其所著《朝野佥载》中又对姚崇行攻击，说什么蝗虫“埋一石则十石生，卵大如黍米，厚半寸盖地？；上天要是不灵，则不至生蝗，上天要是降灾，蝗会越埋越多；对于蝗灾，应该修德慎刑，以报答上苍的惩罚，为什么不修福以免灾，而要逞杀以消祸呢!这一通指责，也还是老生常谈，没有也不可能有什么新意。没有见到姚崇对这一批评的反驳，但在他以往批驳别人的言谈中，已包有反驳这偏见的内容。在一个被腐朽的神力量统治着的时代里，要想办事情也真是不容易!姚崇捕蝗的决心、勇气、才和持到底的神，今天提起来，也有令人肃然起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