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自代。

开元五年(717年)正月，玄宗决定到东都洛去，这不完全是为了巡幸，而是因为关中收成不好，粮运要增加，’皇帝到了东都，就可以减轻这方面的负担。正在这时，太庙的房屋倒塌，这在当时又是一件了不得的大事。玄宗召见宰相宋景、苏颐，问他们这是什么缘故。他们解释说，太上皇死还不到一年，三年的丧服未满，不应该行幸；大凡灾异的发生，皆为上天的告诫，陛下应当遵守礼制，以答复上天，不要去东都了吧!玄宗听了大约有不以为然，又把告退的姚崇找来，问：“我临近从京都发时，太庙无故崩塌，这是不是神灵告诫我不要去东都呢？”其实，太庙殿本是前秦苻时建造，隋文帝创建新都，将北周宇文氏殿移到这里，建造此庙，唐朝又利用了隋朝的旧殿，积年累月，朽蠹难支，故而倒塌。姚崇先向玄宗介绍了这一实际情况，接着又说：“山有朽土，尚且不免于崩塌，年久朽木，自应摧折。这次太庙倒塌恰好与陛下东幸的行期偶合，不是因为陛下要行而太庙倒塌。而且皇帝以四海为家，东西两京，相距不远，关中收成不好，增加粮运，人民劳苦，故陛下于对人民的护而行幸，并非无事笼络人民。何况东都各门已都作好准备，不去将失信于天下。”最后他提：一、将神主移到太极殿；二、重新建造太庙；三、皇帝东行计划不变。玄宗听了，很是兴，说：“你说的正合我意。”

开元九年(721年)，姚崇以七十二岁龄死去。临终前立下遗嘱，告诫侄们。说他自己知止、知足，从宰相位退下来之后，优游于田园之间，甚满足；人总是要死的，他之死乃自然的归宿。其次，他将田园事先分好，侄们各得一分，为什么要这么呢？他说，他所“见到的一些达官贵人，死之后，孙失去庇荫，多至贫困，于是互相争夺起来，搞得火不相容，不但本人有失面，而且也玷污了先人，无论是曲是直，都要受到别人的讥笑与谴责；庄田碾，既然是大家共有，于是互相推诿谁也不，以致荒废。所以仿效前人，将遗产预先分好，以绝后争”。第三，要薄葬，他指，厚葬非但无益，甚至是会招祸，“死者无知，自同粪土，何烦厚葬，使伤素业”。第四，是反对宗教迷信，这在前面已经作了介绍，要指的是，他不但自己反对宗教迷信，他也要求自己的侄们及孙后代也走他这一条路，其用心可谓远。姚崇遗嘱说的虽都是个人及家私事，但针对的却是当时的社会风气，所以实际上也是篇针砭时弊的檄文。

综观姚崇的一生，有一是非常突的，这就是着于现实，那些居社会之上的什么儒家之经，佛教之经，教之经，以及其它一些神圣不可侵犯的传统，在他里，都降居于次要地位。有一次，姚崇问他的僚属：“我作为一个宰相，可以比得上历史上什么人？”僚属未答。姚崇自己说：“可否比得上仲与乐毅？”僚属说：“、乐之政，虽然不能施行到后世，还可以保到他们自己死的时候；你的政令，随时更改，似乎比不上他们。”姚崇又追问：“如此说来，究竟可以与谁相比呢？”僚属说：“你可以算得上是个救时宰相。”对于这评价，姚崇并不觉得是贬低了他，而是到兴，他将拿在手中的笔投下：“救时之相，难容易得到吗？”

（四）好权术，为人权谲

作为救时宰相，姚崇敢于面对现实，勇于冲破传统观念，忍不，政绩可观，是很值得称的；但在涉及到他的为人品德方面，就不那么始终如一、那么厚了。所以史书批评他“权谲”，就是好权术，，耍小动作的意思。

开元元年(713年)，姚崇从同州到新丰见玄宗，玄宗打算任命他为宰相。现任宰相张说知此事，于嫉妒，指使别人对他行弹劾，玄宗不听。张说又指使人向玄宗建议，派姚崇去当河东总，又被玄宗识破，提建议的人差一丢掉脑袋。姚崇当上宰相，张说恐慌起来，想走玄宗的一个弟弟岐王的后门。姚崇要抓住这件事对张说行报复，但又不直接加以揭发。一天，已经罢朝，朝臣们都已离去，姚崇独自跛着脚作有病状，玄宗叫住他，问他是怎么回事。他说：“我的脚坏了。”又问：“不很痛吧？”答：“我心里有个忧虑，痛苦倒不是在脚上。”玄宗又问这是什么意思，他说：“岐王是陛下的弟，张说是辅佐大臣，他们秘密乘车其家门，恐怕要坏事啊!所以我很担心。”张说宰相当不下去了，被贬为相州(治所在今河)匕临漳县西南)刺史。在姚崇的同时代人中；张说也是类萃的人，可是他们二人之间的关系始终是勾心斗角的。据传说，姚崇临死前，还告诫自己的儿说：“张说与我嫌隙很。我死之后，于礼节，他必来吊丧，你们可将我平生所服用的珍宝皿陈列来，他最喜这类东西，如他看也不看，那你们就要作好准备，灭族之灾就将来临了；如他看这些东西，那就预示没事了，你们就将这些东西送给他，并请他为我撰写神碑。得到他所撰碑文后，立即誊写，报呈皇上，并准备好石，立即刊刻。他比我要迟钝，数日之后，定要反悔；他如派人来索取碑文，就说已报请皇上批准，并将刊刻好了的碑拿给他看。”姚崇死后，张说前往吊丧，见到所陈服玩，看了又看。姚崇诸如姚崇所嘱办理，得到了他所撰写的碑文，并使他索回碑文的计谋落空。张说气愤至极，说：“死姚崇犹能算计生张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