敖博又坐在椅上，抱着吉它，眉锁，奏一支我从未听过的音乐。

“先去台湾再去瑞典。”

“当然不。”我木木地应。可脑里不断有个声音在重复：他的音乐必定会遭到封杀，前途遭到拦截，他们一定会逮捕、审判、清洗他。”

“为什么要去那里？”

胡话。

“我搭明天下午五的火车离开。我不能在这里无所事事，虚度大好青，就让一切从这里开始吧。”

“你要去哪？”

“你说什么？”我都给搞糊涂了，“为了斗争？”

第二天，敖博就离开了九江。他不许我和段信军去火车站送他，把屋里所有的东西都留给我，家、书籍，甚至衣服。临走前，他审视地看看一年来所有的家当，一脸无所谓的样说：“这些都用不上了，都是些没用的东西。”他只拿起一本《英国皇家特队教材》袋，预备在去台湾的旅途上拿它消磨时间，还开玩笑：“人越是一无所有，胆就越大，没有了这些，有些事可以得更为彻底。”一切准备就绪，敖博冲我们挥了挥手，带着圣人似的微笑，并以他独一无二的方式甩了甩那被汗粘在长有几颗青豆额上的发，就这样永远告别了住了一年的家。我望着他的背影，鼻酸酸的，心中有预，也许以后再也见不到他了。

“你觉得这样好吗？”我不解地问。

我到目眩，似乎听不懂敖博的话。

敖博又笑了笑。“别问我，老弟，永远别这么问我。”他表情肃穆，“这次或许是我重生的机会。你想想看，我现在这样的生活还有什么尊严，有什么统可言？这是一个烈变动的时代，是一个激情奔放的时代，我永远无法适应全新的事，但我必须证明自己的价值，肯定我的存在，无时无日不是如此。对于这一，我在专辑《火中烧》、《怎么办》、《要命的音乐》和《唱来的革命》里早已表明了。尊重人权、信仰自由；尊重反抗、信仰革命就是我明确的人生目标……”说到这儿，敖博笑容，“或许我这么牺牲的是盘古，但盘古将会创造世界。我想再弹一会儿吉它，你不介意吧？”

“为了斗争需要，因为那里有杀掉中国音乐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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敖博朗地大笑起来。他走到窗前，倚在窗框上，揪开窗帘，看着外面。“我忍耐得太久了，”说着，他的声音严肃起来。“你很难想象一个受尽苦难，在苦里泡大的鬼会是个什么样，这鬼当然肯定只有中国才有。‘鬼也无权’，‘鬼也无尊严’，这样的鬼，鬼都到这个份上，他还算是个鬼吗？但对于有些人就象哈利法克斯所说‘忍受他们就已是一个奉承’。在中国，自由死亡后留下的是什么？是残骸。生活中的一切都在令人迷醉的酒中化为乌有，哪还有什么公平、正义、勇气、忠贞、尊严可言。是生活本在你造反。你越麻木，你就越觉不到。我们逃避得已经够久了！从现在起，我生命的所有意义就是为人权而战！不是为音乐而战。为了让我们这些鬼能变成人，我倒想抢先一步。这辈我都在徘徊等待，这次我要主动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