矿税归结为穷奢极、挥霍无度的明神宗对白银的烈追求。明神宗嗜财是实，但也仅矿税大兴原委之一，为何可‘以矿税启之’，大家都没有作解释。事实上，明神宗选择矿税（实际上不仅是矿课，应是商业税总）而非其他手段来满足自己的需要，并非偶然，有其内在的刻原因：明代前期税收制度不合理设计，为商业税收增收留下很大余地。”

我们先不要气势汹汹的排斥有别于阎教授把矿税归结为个人德和太监恶行的其他观，不妨尝试一下站在另外的角度，设想一下另外的可能。这个可能是什么呢？就是明代的财政制度不合理，说商业税收过低，是万历收取矿税的更本的原因

日本学者田宏二朗也描绘了明代商业税过低的情况： [page]

“……，在此将黄仁宇教授所分类的明朝收细目、岁额表附录于此。虽然表中这折银纳的商业税（船钞、商税、番舶、分、契税、竹木分）的数据是十六世纪以后的状况，而且船钞收数额本也比明初以来大大增加了，但惊人的是，这五项收却仅占有明朝总收的2%”

而关于矿税太监，我们当然不能排除一些太监个人品质恶劣，雇佣地痞氓四作恶的事实，但是同样不能排除许多情况下，是地方官员和商业利益集团对矿税太监作为的夸大和渲染

在明代增加商业税，通过文官控制的政府系统，可能很小。除非和文官集团发生正面锋，但锋结果，万历皇帝大概除了失败不会有第二可能。所以唯一的办法就是绕开文官系统，在政府之外通过另外的渠达到目的！而万历也正是这么的，矿税太监也正是在这情况下应运而生。但是使用矿税太监的结果是虽然可以暂时绕开文官直接涉,但是在舆论上却给群狼一样的文官以更大的攻击借。增加商业税，本就让文官集团怒火中烧；再加上太监一直是人们所厌恶鄙视的对象，而太监本的作为也确实有隙可乘，这就更让文官集团自以为抓到把柄。于是一面煽动底层商人手工业者的情绪，纵容他们用暴力来抵挡阻挠矿税太监收税的行动，另一面发动一浪接一浪的舆论攻势，在野的文人也好，在朝的官员也好，都纷纷摇动笔竿，竭尽全力的抹黑丑化矿税，在他们的描绘下，万历征收矿税简直是罪大恶极，天怒人怨，敲骨髓，的国家暗无天日。工商业被破坏殆尽。

照一些人的说法是：

“矿监税使的搜刮掠夺加速了各阶层的贫困化，其中受影响最严重的是手工业者和商人。苛重的税收使手工业作坊主和小手工业者以及大小商人纷纷停业和破产，工商业日趋萧条。全国各地的手工业生产均遭到矿监税使的破坏，……全国城镇的商业也由于税收的苛敛肆遭到破坏”

但事实果真如此么？有一些学者对此提了质疑。

田宏二朗说“近十年以来，矿税问题屡次引起了世界各地学者的关注，但是这些前辈学者们的看法都有一定的倾向，都调了其‘非法’、‘不合理’剥削的一面，把那个‘祸’的原因，简单地归咎于万历皇帝和宦官们的个人素质上；然而作为政策问题的‘矿、税’，却很少有人言及。……还要指的是，以往的学者们的研究都仅仅依据明末东林系文人言论而已，关键的问题不是对明末官员们阐述的矿税问题如何行考察而是要考察矿税本的质和内涵等问题，以及其运作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