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今皇长及诸王册封、冠婚至九百三十四万”，这所谓的九百三十四万指的主要也是采办珠宝的费用。阎崇年之所以列了皇册封1200万，又去列所谓采办珠宝2400万，是因为他这些数字本是从其他地方抄来的，不知原始，也不知这些数字是什么背景下说，代表什么意义，所以光论数字本就重复计算了。

而这个为册封典礼准备而采办珠宝的数字之所以在王德完的嘴里是九百三十四万，在朱国祚嘴里成了二千四百万，不过是万历皇帝为了拖延皇册封典礼，随心所，信开河，狮大开而已，本不能当真的。

朱国祚自己就说的很明白了“远近疑陛下借珠宝之未备，以迟典礼”“天下赋税之额乃止四百万。即不充国用，不给边需，犹当六年乃足。必待取盈而后举大礼，几无时矣。”

也就是万历本不想举行皇册封典礼，所以信开河列一些本不可能实现的天文数字来，来实现拖延时间的目的，这些数字是本不可能当真的。遗憾的是当今的一些历史学家，对史料断章取义，对这些数字的背景都没有基本了解的情况下，就把这些数字当真实费来对待，这是让人啼笑皆非的。

六、大兴土木

再来说大兴土木吧，这个对事实当然没有什么可争议的，几个殿发生火灾了，万历钱修理。可以商榷之是阎崇年教授把这当作万历的六件恶行，也即所谓的“六”之一。单纯这本也没有什么可商榷的，对皇帝标准严要求，殿发生火灾将就一下，就让这些殿这么破着在那里，未尝不可。

真正可商榷之是阎教授的双重标准。同样是在百家讲坛上讲的《正说清朝十二帝》，说到康熙的时候，阎教授给总结了八大功绩，他的原话是“康熙一生对中国历史和世界文明的发展了重大的贡献。概括说来，共有八”。

这八功绩中有一个，“第六，移天缩地，兴建园林。康熙先后兴建畅园、避暑山庄、木兰围场等，乾隆又大兴”三山五园“――香山静宜园、玉泉山静明圆、万寿山清漪园（后改名颐和园）和圆明园等，将中国古典园林艺术推向峰。”

康熙，乾隆耗费无数民脂民膏修建这些园林，阎教授是给当成功绩来赞颂的，所谓“将中国古典园林艺术推向峰”。但让人不明白的是，为什么修建这么多园林供清朝皇帝个人享乐，不是大兴土木？而万历修理一下遭受火灾的的殿就成了大兴土木？而且被义正词严的质问“钱从哪儿来？当然还是从老百姓上”？

难说清朝皇帝修建园林的钱是他们自己的？倘若清朝皇帝修建园林是所谓推动园林艺术发展的伟大功绩，那么万历维修殿是否至少还有一个保护国家文建筑的功绩？

其实，以什么样的标准评价历史人的行为，本是个人的自由，我们无须涉。但是，保持观逻辑上的一致，应该还是必要的，不能一会儿是这个标准，另一会儿又是另外的标准。不能在一个地方当成恶行来批判，在另一个地方，质和程度更甚的行为被当成功绩来赞颂。否则，对一个象阎教授这样的历史学者来说，是否太随心所一些了呢？

这样的双重标准大行其，也就难怪有一位叫禹兮禹兮的网友叹说：

“明朝皇帝学习骑叫荒嬉无度，满清皇帝打猎那叫健、弓娴熟、武艺超；明朝皇帝不事叫昏庸无能，满清皇帝不事叫神机妙算、瞻远瞩；明朝皇帝想去玩玩需要想尽办法、用各借，恳求糊大臣，还受尽唾骂指责，满清皇帝七下江南就大张旗鼓，没哪个才敢说半个不；明朝皇帝杀大臣叫心理变态、基因缺陷，满清皇帝砍人脑袋似乎都是才罪该万死，屠杀平民也是轻描淡写，不妨碍被称颂为仁君圣主；明朝正德跑去跟蒙古人架叫不务正业，满清康熙跑去打噶尔丹叫维护国家统一，天纵神武；明朝万历三大征实打实全获胜了还要被人骂打得难看；满清乾隆十全武功有数场败绩却还被人大特……”

这固然可以看成意气之论，偏激之辞，但认真会一下，还是值得反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