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天意在恤民心，恤民心在罢矿税，无烦再计而决者。”语气近于威胁恐吓，但万历也没有生气，给他的回应是“帝优答之，而不行”。其他诸如此类，不可胜数。

蔡明的《论明万历中后期言官对神宗的批判》一文，叙述就颇为详细，仅仅文中提到的参与对万历皇帝批斗漫骂的人名就有李沂、谢杰、王元翰、经纶、魏允贞、李三才、田大益、张养蒙、孟祯、许闻造。其中有些人在上疏中对万历的漫骂更是到了歇斯底里，无所顾忌的地步。比如田大益把万历同“夏桀、商纣王、周幽王、厉王、汉桓帝、灵帝、宋徽宗等昏君”并列在一起，蔡明评论说“这完全是毫无忌惮、汪洋恣肆，把神宗骂的无完肤”，他总结说“这些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抨击，前后相继，几乎到了破大骂的地步，将神宗置于铺天盖地的非议中”。

当时人于慎行说“近世士大夫以气节相，不恤生死，往往视廷杖戍谴为登仙之路。一遭斥谪，意气扬扬，目上趾，傲视一世，正所谓意气有加也”，大学士许国说：“迩来建言成风，可要名，可躐秩，又可掩过，故人竞趋之为捷径，此风既成，莫可救止。”

对此，神宗也并非不知，早在万历十八年，他就说“汝等于常时每每归过于上，市恩取誉。辄屡借风闻之语，讪上要直，鬻货欺君，嗜利不轨，汝等何独无言，好生可恶，且汝等不闻‘中府中事皆一’之语乎？何每每搜扬君过，沽名速迁为？”。但言官们听了神宗的训斥以后，不但不加收敛，反而更肆无忌惮。万历皇帝也拿他们没有办法，只是在他们的无理漫骂攻击中锻炼来好脾气。还是于慎行说的：“今上在御日久，习知人情，每见台谏条陈，即曰：‘此也。’即有直言激切，指斥乘舆，有时全不动怒，曰：‘此不过沽名尔，若重之，适以成其名。’卷而封之。”

对万历的这行为如何评论是另一回事，但有一很清楚的，阎崇年教授说“对万历怠政提批评的官员，大都遭到惩罚”，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阎崇年教授又说“万历皇帝喜别人对他歌功颂德，阿谀奉迎，不喜听批评意见。万历亲政之初，阁臣还敢提不同意见。明朝制度：内阁的职责是‘票拟’和‘封驳’。‘票拟’就是在奏章上草拟理意见，供皇上决策时参考；“封驳”就是对皇上下发到内阁的批示，可以提反驳意见。如万历帝册立皇太事，夜里二更下诏，阁臣沈一贯认为不妥，加以封驳，说‘（臣）万死不敢奉诏’，万历皇帝最后还是听从了他的意见。但是，自从惩治张居正后，内阁大臣，多为畏缩――‘票拟’多被‘留中’，‘封驳’则多不敢为。有句话叫作‘婢以伺喜怒为贤，师友以规过失为贤’，因为万历皇帝喜的是只会顺情说好话的才，久而久之，佞小人就围在他边，特别是宦官。”

这一段话的问题似乎是故意颠倒事件发生的先后次序，以达到附会自己观的目的。

阁臣沈一贯封驳万历关于册立皇太的批示，说“臣万死不敢奉诏”，这件事情发生在万历29年十月十一日。这离万历开始亲政，已经有19年的时间了，不是什么亲政之初了！更何况，无论在这之前，还是这之后，大臣驳回万历的意见，万历自己的意志不得不屈服于大臣的意志的事情屡有发生。

比如万历二十年，礼都给事中李献可等人又联名上疏迫万历表态，结果这些人在上疏中居然把弘治年号写错成“弘洪”，神宗抓住这一行反击，他批复说“册立已有旨了，这厮每又来烦激，且本内年号错写，显是故违明旨，污戏君上，好生可恶，为首的姑着降一级调任外用，其余各罚俸六个月”。

平心而论，这样的罚并不算重，如果是清朝的皇帝碰到这错写年号的事情，那么当事者受到的惩罚恐怕就不是这么轻描淡写了，事实上清朝文字狱中许多事件的质远比比写错年号要轻的多，但受到的罚却是残酷得多，砍就属从轻发落了。

这么轻的罚，内阁接到以后皇帝的意思拟旨发下执行就是了，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毕竟大臣给皇帝上疏中现这类低级错误，确实是心草率到极，至少是不太认真，稍微检查一下都可以发现的错误，如果给皇帝上疏都这么吊儿郎当，这么虎，那又这么能指望他们对自己工作职责认真呢？加以责罚是有理的。再说皇帝毕竟是皇帝，这面总是要给的。 [page]

但明朝的内阁却不是这样，猜一下当时的内阁首辅王家屏是怎么的？他接到万历的批示之后，一情面都不给皇帝留，原封不动的把皇帝的批示退了回去，并且还附上自己的反驳意见，把皇帝的批示反驳的似乎一无是。结果“对于首辅敢于封还御批，神宗十分不满，又不便于发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