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祖所受明永乐八年汉篆敕封玉印一颗”，并将其献给清政府。事实上，不少蒙古落直到明朝大厦将倾才完全倒向满人。

四川的白杆兵为了保卫中央政权更是尽心尽力。理说，努尔哈赤的“七大恨”和四川的“白秆兵”本就扯不上关系，后金军对辽东等地烧杀抢掠也没碍着远在四川忠州的土兵什么事。然而归化苗人女宣抚司秦良玉以“国家有难，理当而”为由，派遣兄长秦屏率3000“白杆兵”勇赴辽东战场。天启元年三月，秦屏和千余“白杆兵”在浑河边上战死，由此获得了“辽左用兵以来第一血战”的褒誉。得到兄长战死的消息后，秦良玉不仅没有胆怯退缩，反而毫不犹豫亲率第二批“白杆兵”3000人再次北上赴援。秦良玉受命镇守山海关时，在她守关期间，后金军未能逾山海关一步。

当然，明朝中央与地方少数民族的关系倒也没有达到如胶似漆的程度。整个明朝期间，少数民族叛扰的事情不曾断绝。但考虑到封建社会中汉族农民起义造反也屡见不鲜，仅《太祖洪武实录》记载，洪武一朝的农民起义就达一百八十余次之多。因此，地方上少数民族偶尔的叛暴动也完全属于正常范畴。

明朝中央对地方少数民族的政策并不严苛――相反，很多时候明朝中央对少数民族比汉人明显更优待一些。只不过，中央的政策再好也需要地方官员来执行。拿西南一带来说，那里太过穷乡僻壤，没有一儿油还事多任繁，官员们都不愿意去那些地方上任。朱元璋当政的时候还好，除非有着烈自杀倾向并且毫不在意家人妻遭受残酷牵连，否则官员们绝不敢违背那个杀人狂的意志。但明朝中后期，皇帝要么更加尊重官员，要么不理政事将权力给内阁和太监，结果有些官员为了不去边远地方当官竟然以辞官相威胁。这样一来，许多州县衙门里就没有主而只有衙役了。吏员求名无望，只能一门心思盯在求利上，因此总是上下其手，无事生非地敲榨苗瑶百姓。苗瑶等少数民族在忍无可忍之时，往往会选择反叛。 [page]

朱棣太，想了想，缓缓说：“太祖皇帝曾经告诫过韩观‘蛮民易叛难服，杀愈多愈不治。卿往镇，务绥怀之，毋专杀戮’……不过，祖制也规定应该对那些夷狄威德兼施。如果禁止以大的武力来达到威摄和剿灭的目的，那么威德兼施也就谈不上了。更何况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什么时候应该怀柔什么时候应该施威，在当地的韩观最为清楚。罢了，解缙。”

“臣在。”

“你来拟旨。”

“遵旨。”

“览奏喜甚，所谓汉书下酒，朕竟为浮一大白！卿如此用心办差，可谓不负朕恩。卿此次理理定诸县山贼一案，详虑而谋远，遵命而机断，险地大获全胜，剪恶逆于须臾，朕心不胜喜悦，卿实乃朝廷一佳臣也。即着尔派人监押首凶解京严惩。所有有功人员报记名议叙。”

一会儿之后，解缙将写好的圣旨给朱棣。朱棣草草扫了一，顺手拿过黄俨递过来的玉玺盖了印，然后又说：“你再拟一密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