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重申他的这一主张：“即使华盛顿和敦、黎、柏林、罗的政府都承认了满洲国，中国的政府和人民也决不承认它的，更不用说中、满的同盟了。”

在《解决中日问题的“任何悬念”》一文中，胡适态度鲜明地指：

我们对日本，对世界，决不可回避这个满洲问题，我们敌人要我们不谈这个问题，难我们就乖乖的不谈它了吗？我们必须时时刻刻提这个问题，天天谈，日日谈，站在屋上大喊，锲而不舍的大喊。我们决不可因敌人忌讳而就忽略了这三千万人所在的失地，让他们去任日本军阀随意的宰割！

1933年4月8日，胡适回信汪卫，辞谢汪诚恳请求他任教育长的决定。胡适在信中说：

我所以想保存这一独立的地位，决不是图一虚名，也决不是惜羽，实在是想要养成一个无偏无党之，有时当要的关上，或可为国家说几句有力的公话……为国家一个诤臣，为政府一个诤友。

胡适辞谢汪卫力邀任教育长之请的六天后，写了一篇《我的意见也不过如此》。起因是一封从陕西西安寄给《独立评论》的信。写信者叫徐炳昶，他在信中要求《独立评论》同人联合发一个“决主战”的宣言，特别提胡适本人在中日关系特别是主战问题上，发表一下他近来的意见。

《独立评论》第四十六号上，发表了徐炳昶这封信的同时，胡适借此信也写了这篇《我的意见也不过如此》（1933年4月11日）发在同期。文章表示，因日本在伪满洲国问题上毫不让步，又拒绝国联的调解并退国联，他已经不主张与日本涉了。

胡适在文章中的一段话，又引起一场波澜。关于主战问题，胡适在文中说：

我不能昧着我的良心来主张作战。这不是说凡主张的都是昧着良心的。这只是要说，我自己的理智与训练都不许我主张作战。我极端敬仰那些曾为祖国冒死拼命作战的英雄，但我的良心不许我用我的笔锋来责备人人都得用他的血与去和那最惨酷残忍的现代武拼命。

此文甫一发表，《大公报》即有《就利用“无组织”和“非现代”来与日本一拼》一文回应胡适。自称董时的作者呼吁“脱开赤膊，提起铁匠铺打的大刀”，与鬼拼命。“我们的老百姓到了草树都没有，他们不吃也成，到饿死也不会动，更不会同士兵争粮饷”，“到必要时，我们正不妨利用百姓的弱，使军阀惯用的手段，去榨他们的钱，拉他们的夫。反正我们的百姓好对付，能吃苦，肯服从，就拉他们上前线去死，尽其所有拿去供军需，他们也不会一句怨言”。

明人是会从隐藏的文字中，读董时的“论”，其实是一牢和怨言。甚或是对当局不思国，只顾榨取民脂民膏丑行的控诉。但胡适却从历史上轻言主战的教训，提醒国人。清议多误国，历史上安南、朝鲜、台湾、辽东半岛从中国版图上被人掠走的教训，都与主持清议的名重臣不无关系，故胡适在主战问题上，一直是“唱低调”的，这是事实。

我们时间顺序，看看胡适的“哀矜敬慎”对主战的态度。

1932年12月6日，胡适在接受北平《晨报》记者采访时说：

大凡一个国家的兴亡弱，都不是偶然的，就是日本蕞尔三岛，一跃而为世界国……所以能够如此，也有他的理。我们不可认为偶然的。我们要抵抗日本，也应该研究日本，知己知彼，百战百胜。

1933年5月，傅作义率五十九军在怀柔抵抗现代化日军的飞机大炮的攻。日军撤走后，傅作义在战场找到二百零三阵亡官兵遗骸，葬之大青山下，立碑以忠烈。胡适敬佩不已，后以诗表哀敬，冷静而低调：

这里长眠的是二百零三个中国好男，

他们把他们的生命献给了他们的祖国。

我们和我们孙来这里凭吊敬礼的，

要想想我们应该用什么报答他们的血！

是年12月20日，胡适致信汪卫，重申对抗日要“哀矜敬慎”：

当举国唱调之时，我不怕唱低调；今日举国好像要唱低调了，我不敢不唱一调。

这也许正是胡适每发抗日政论时，既“哀矜敬慎”，又不给抗日泼冷，而是揆时度势，知制有节，低调而不失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