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世与世间苦苦挣扎，或与世界观相挂，往往会远离真相。

周作人是关心社会，及时事和政局的。

就在周作人刚从日本返回北平不久，在痛苦追悼亡友刘半农之时，他仍关注时事、国事。他曾在写给曹聚仁的信中，大谈日本侵中国的形势，“榆关事起，平津然，照例逃难如仪”，指“中国大难恐未有已，上下虚矫之气尚甚”。并对国人对待中日战充斥着“国粹的狂言与八言论”表示担忧，“即军备也是大刀队可胜于空军，打拳可敌坦克”，认为这是缺乏理的危险态度（《跋知堂两信》）。

周作人致曹聚仁的信的观，与同时间胡适在《独立评论》上发表的《全国震惊之后》的观，很接近。胡适批评曰：面对武装到牙齿的日本敌，“我们的一切法宝：号标语、神文明、宝华山念经、金刚时法会、‘太古式’的军备与运输”是抵御不了的。与周作人批评国民之“大刀队可胜于空军，打拳可敌坦克”的轻敌思想相近，指非理的轻敌之论，是抵御不了日本侵略的。

此外，周作人还参与胡适与“固”关于御敌的争论。一位署名“固”的人发表文章，不赞同胡适提的抵御外侮，非“依靠自己”“长期拼命”谋自的现代化的“自救”主张。而大谈“忠孝仁、信义和平是维系并且引导我们民族更向上的固有文化”，才是救国之。周作人站在胡适一边，写了一篇《西洋也有臭虫》参加论战，批评国难当前大谈复古老调的现象。周作人保持了一位“五四”的老战士的清醒。

周作人还关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的欧洲形势。从报上见到希特勒派军警捉同恋者，于是写《关于捉同恋》一文，从希特勒烧书，驱逐犹太人说开去，由此及彼，又谈到希特勒“冲锋派清党”，继而笔锋一转，说：“中国又何尝有批评德国的资格，我们说这些闲话岂非不自量乎？”

关于欧洲战事起，“妇女参战”的问题，周作人也兴趣，忍不住撰写《关于孟母》一文，“女军人与殉难的忠臣一样，我想都是亡国时期的装饰，有如若圈”，表达了他的反非正义战争情绪。

1936年年初，周作人与胡适有过一次关于人生哲学与态度的通信讨论。是年1月9日，胡适致信周作人，重申“多事比少事好，有为总比无为好”的人生哲学。介绍“我的神龛里有三位大神：一位是孔仲尼，取其‘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一位是王介甫，取其‘但能一切舍，取佛喜’；一位是张江陵，取其‘愿以其为蓐荐，使人寝其上，溲溺垢秽之，吾无间焉，有割取吾耳鼻者，吾亦喜施与’”。

胡适此信，是回应周作人曾写信劝胡适凡事不可太心，“汔可小休”的，故胡适在信中，反过来又说周作人，“吾兄自己也是有心人，时时发‘谆谆之言’，但襟平和，无张之气象，故读者但觉其淡远，不觉其为‘谆谆之言’”（《胡适往来书信》）。

胡适算是了解周作人的，但周作人对自己的解剖，似比胡适严峻。同月，周作人写了《自己的文章》，谈到自己文章和为人世的矛盾：

平淡，这是我所最缺少的，虽然也原是我的理想……又或有人改换名目称之曰闲适……闲适是一很难得的态度……惟其无奈何所以也就不必多自扰扰，只以婉而趣的态度对付之，此所谓闲适亦即是大幽默也。但此等难事唯有贤达能得到，若是凡人就是平常烦恼也难理，岂敢望这样的大解放乎。

“五四”以来的知识分，大都有焦躁心态，文化也带一焦躁之气。而周作人等人追求的平淡闲适之气，即胡适所说的“淡远”“平和”之气，绝非是一对现实逃避，而是一超越，一对现实更清醒的把握。即便从德、事功角度去看，闲适淡远的境界也是现着随缘任运的明智和“以观”的智慧。

平淡闲适的境界周作人是努力追求了，但最终也没有修行到火候，以沉沦告终。

应该说，九一八事变之后，中国与日本近战状态，周作人还是清醒的，他应邀到北京大学了《关于征兵》的演讲。他甚为激昂地力主“修武备”，“用力来对付”日寇的侵略，而且要求政府追究“无抵抗”而“失地”的责任。

1933年3月，他在写给学生俞平伯的信中，说：

世界日报载北大将迁汴，闻之欣然。吾侪教书匠亦居然得列于古南迁之次而南渡，此非大可喜事乎。不但如此，照此推论下去，大抵幽燕沦陷已属定命，而华夷之界则当在河——不，非当也，乃是决定的必在河哉，古人所谓天堑然则当指此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