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以来，至于甲戌这四十年间便一直只保有讲和状态的海军……现今要开始战争，如是可能，那是否近于奇迹？”《弃文从武》比《颜氏学记》似乎更冷静、更理些，开始考虑中国“从武”“武备”不备与日本开战的能力，文中无奈和悲观的情绪。据郑振铎在《惜周作人》一文中透，他在撤离北平之前，找到周作人谈了一次话，周作人重复《弃文从武》的观，对他说，和日本作战是不可能胜的，人家海军还没打，已经登岸来了，我们如何能够抵抗人家？

1935年，周作人写《关于日本语》《日本窥》和《谈日本文化书》等文，指有必要对中日关系及其路，从另一个角度，即非军事角度，行考察与选择。文中说：“一个民族的代表可以有两，一是政治军事方面的所谓英雄，一是艺文学术方面的贤哲”，“我们只能分别观之，不当轻易据其一以抹杀其二”。周作人的考虑并非无理。当时中国国民被仇日情绪支，周作人能保持这清醒的理态度，殊为不易。鲁迅在《从孩照相说起》里，指即使是日本这样的“仇敌”，对于其真正优，“我们也应该向他学习”。鲁迅声明：“我相信自己的主张，决不是‘受了帝国主义者的指使’，要诱中国人才；而满国，满国粹，也于实际上的才并无妨碍。”

“周氏兄弟在非理的‘国主义’情绪笼罩下，都保持了清醒的理神，这是值得重视的。”（《周作人传》）

1929年之后，文坛各派势力严重对立，锋论争不断，是那个时代典型的文化现象。周作人在《关于写文章》一文中认为，这笔战“现自己的丑态来，如不是卑怯下劣，至少有一副野蛮神气”。兄长鲁迅却与他唱反调，在《中国文坛的悲观》一文中则说：“作文‘藏之名山’的时代一去，而有一个‘坛’，便不免有斗争，甚而至于谩骂，诬陷的……文坛决不因此混，倒是反而越加清楚，越加分明起来了。”

且先不论周氏兄弟之论孰是孰非，他们都积极地投论争却是事实。

周作人作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在20世纪30年代不仅受到国民党右翼势力的打压，同时又在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中，已被左翼作家视为异类，遭到否定和批判。只是当时左派们的主要攻击对象是鲁迅，周作人没有遭到更猛烈的炮火攻击而已。

后来，在共产党的指示下，左派们停止了对鲁迅的“围剿”，鲁迅也就成了左联骨。当然，文坛并未因此而如鲁迅所说，“决不因此混”。左派的宗派主义、关门主义依然严重，内的矛盾斗争也愈演愈烈。但是，左翼作家对周作人、胡适和林语堂等自由主义作家就不再客气了。

1935年1月1日版的《文学》杂志，发表了一篇《林语堂论》。这篇文章的作者是左联的论理家胡风。在文章中，针对周作人关于蔼理斯将叛徒与隐士统于一的观，胡风指：“蔼理斯底时代已经过去了。末世的我们已经发现不来逃避了现实主义而又对现实有积极作用的路。就现在的周作人氏说罢，要叫‘伧父竖’的我们在他里面找在真实意义上的‘叛徒’来，就是一个天大的难题。”意思是作为“隐士”的周作人，已失去了他的历史积极作用了。

周作人针对胡风的这篇文字虽聱牙，意思却清楚的文章，写了《蔼理斯的时代》一文回敬，说：“蔼理斯只看见夜变成晨光，晨光变成夜，世事长此转变，不是回，却也不见得就是天国近了，不过他还是要跑他的路，到末了将火把给接替他的人，归于虚无而无怨尤，这样他与那有信仰的明明是隔教的，其将挨骂是活该。”周作人是说，在历史的变动中，持“顺其自然”态度的“自我”，与胡风这类有“信仰”的左翼文人之间，是“隔”而不通，没有共同语言。

胡风又写《蔼理斯的时代及其他》，批评周作人的论调“对于已成的者有利的”，向者献媚。

周作人在《苦茶随笔·长之文学论文集·跋》中，认为左翼运动是建筑在“狂信”的基础上的“新礼教”，告诉人们“狂信是不可靠的，刚脱了旧的专断，便会走新的专断”。周作人一直在反对“以文艺作政治的手段”，要求文学成为“传”与“载”的工的。

在鲁迅里，他是赞同周作人的。在鲁迅三弟周建人写的《致周作人书》中，可知鲁迅与他的谈话，鲁迅说了下面别有见地的话：周作人的许多意见，“有许多地方，革命青年也大可采用，有些人把他一笔抹煞，也是不应该的”。当然，鲁迅这些话，只是说给三弟听，并未敢公之于众，鲁迅是知其后果的。

值得研究的是，20世纪20年代后期，鲁迅与周作人在个人情上已是火不容，形同陌路了。但他们之间在许多重要问题的看法上，如反对文学政治手段，要求文学成为“传”“载”的工等问题的看法上，是有惊人相似的地方。

鲁迅与周作人在一些问题上有相似的看法，并非是一默契、自觉的合，而只是基于实事求是。他们之间的怨恨是固的。他们又都遵守一法则，不公开锋。

查1932年11月20日，鲁迅回北平探望病中老母鲁瑞，与许广平的通信，当中就有这样的话来评价周作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