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丧失理矣。

后周作人又在《周作人书信·序言》中，暗讥讽地说：

（我的书信）原不是情书，不会有什么好看的。

兄弟间类似这的文中有话，笔锋一转，便成，不留情面地敲打对方，似乎不少。鲁迅的《“京派”和“海派”》一文，写的是关于“京派和海派”的争论问题。1933年10月18日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发表了沈从文的《文学者的态度》一文，讥笑上海作家。不久，上海作家苏汶撰写《文人在上海》一文加以反驳，沈从文又写《论“海派”》等文。此后，报刊上展开了关于“海派”和“京派”的争论。鲁迅“赶了一下闹”，参加了争论，顺便在文中给了周作人一枪，文中说“这回却有了真正老京派的题签”，“真正老京派打”等语，实际上指1935年版的施蛰存编的《晚明二十家小品》一文，开说：“因为长久没有小孩，曾有人说，这是我人不好的报应，要绝的。房东太太讨厌我的时候，就不准她的孩们到我这里玩。”房东太太，便是周作人的夫人羽太信。据俞芳写的《周建人是怎样离开八湾》一文说，羽太信曾不让孩去看鲁迅，而且咒骂让他冷清死。这话使鲁迅和朱安很受刺激。有了孩的鲁迅在《从孩照相说起》中旧事重提，愤懑犹在，且多了些得意的讥讽。

于是周作人又作《老人的胡闹》一文，说：

往往名位既尊，患得患失，遇有新兴势力的意见，不问新旧左右，辄靡然从之，此正病在私，世味，贪恋前途之故也……老人的胡闹并不一定是在守旧，实在都是在维新。盖老不安分重在投机趋时。

周作人一贯平和淡然，但在此这等尖酸刻薄，定有层原因。这让人想起鲁迅那篇《趋时和复古》。该文发表在1934年8月15日的《申报·自由谈》。文章一开说：

半农先生一去世，也如朱湘庐隐两位作家一样，很使有些刊闹了一番……他已经快要被封为复古的先贤，可用他的神主来打“趋时”的人们了。

鲁迅在批判林语堂的同时，也把板打在周作人的上。周作人的怒气，怕由此而来，遂写《老人的胡闹》相讥。

人们都知，1934年到1935年，鲁迅与周作人的争论，主要是关于“论语派”的争论。公开的是鲁迅与林语堂的争论，而骨里是周氏兄弟的暗中争斗。因为周作人才是“论语派”的灵魂。鲁迅和周作人都避免兄弟公开争斗的良苦用心，也让人动。

两位都有鲜明个的作家，虽多年失和，彼此怨怼，但毕竟是同胞亲兄弟，血于。

据他们的三弟周建人后来在《鲁迅先生对于科学》一文中的回忆，鲁迅在病危之时，竟是手捧周作人的著作阅读。在《鲁迅研究资料》第十二期中，有一封周建人在鲁迅病故不久写给周作人的信，转达鲁迅在最后时刻关于周作人的谈话，其中有关于“送李大钊之赴日本之事，他（鲁迅——引者）谓此时别人并不肯，而你却要掩护他，可见是有同情的，但有些作者，批评过于苛刻，责难过甚，反使人陷于消极，他亦极不赞成此过甚的责难云云”。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鲁迅还是肯定了周作人的一些作为。

我们再看看鲁迅逝世当天，周作人在接受《大晚报》采访时关于鲁迅的谈话：

说到他的思想方面，最起初可以说是受了尼采的影响很，就是树立个人主义，希望超人的实现。可是最近又有转到虚无主义上去了，因此，他对一切事，仿佛都很悲观。譬如我们看他的《阿q正传》里面对于各人的描写，固是刻极了，可是他对于中国人的前途，却看得一希望都没有。实在说起来，他在观察事上，是非常透彻的，所以描写起来，也就格外刻。

在文学方面，他对于旧的东西，很用过一番功夫……有人批评他说：他的长是在整理这一方面，我以为这话是不错的。

他的个不但很，而且多疑，旁人说一句话，他总要想一想这话对于他是不是有不利的地方……

周作人还在《关于鲁迅之二》中说：

一个人的平淡无奇的事实本是传记中的最好资料，但惟一的条件是要大家把他当作“人”去看，不是当作“神”——即是偶像或傀儡，这才有用。

周作人客观地评价了鲁迅在小说和整理国故方面的成就，也对乃兄的格了分析。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周作人对将鲁迅请神龛的法，予以谴责，即便在当下，也极有刻的意义。

“硁硁自守之节，老而弥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