殊的构成，也有一些独特的表现，我们现在就来一简单说明。

意见的简单化是他们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在所有党派中，尤其是在拉丁民族的党派中，无一例外地存在着一倾向，即据适用于一切情况的最简单的象原则和普遍规律来解决最复杂的社会问题。当然，原则因党派不同而各有不同，但是仅仅因为个人是群的一分这个事实，他们便总是倾向于夸大自己原则的价值，非要把它贯彻到底不可。由此产生的结果是，议会更严重地代表着各极端意见。

议会有着特别质朴的简单意见，法国大革命时期的雅各宾党人为此提供了一个最完的典型。他们用教条和逻辑对待人，脑里充满各糊不清的普遍观念，他们忙不迭地贯彻死板的原则，不关心事实如何。在谈到他们时，人们不无理由地认为，他们经历了一场革命，但并没有看到这场革命。在一些引导着他们的十分简单的教条的帮助下，他们以为自己能够把这个社会从上到下重新改造一遍，结果使一个度致的文明倒退到了社会化更早期的阶段。他们为实现自己的梦想而采用的办法，与极端质朴的人有着同样的特。实际上，他们不过是把拦在他们路上的一切统统毁掉。不他们是吉特派、山岳派还是月派，全都受着同样的神的激励。

议会中的群很容易受暗示的影响，而且就像所有群一样，暗示都是来自享有名望的领袖。不过议会群这易受暗示的特，又有着很明确的界限，指这一十分重要。

在有关地方或地区的一切问题上，议会中的每个成员都持有牢固而无法改变的意见，任何论证都无法使其动摇。例如在贸易保护或酿酒业特权这类与有势力的选民的利益有关的问题上，即使有秋西尼的天赋，也难以改变一位众议员的投票。这些选民在投票期到来之前就发的暗示，足以压倒来自其他方面的一切取消的建议，使意见的绝对稳定得到了维护。

一涉及到一般问题——推翻一届内阁、开征一新税等等——就不再有任何固定的意见了，领袖的建议能够发挥影响，虽然与普通群中的方式有所不同。每个政党都有自己的领袖，他们的势力有时旗鼓相当。结果是，一个众议员有时发现自已被夹在两对立的建议之间，因此难免迟疑不决。这解释了为什么经常会看到他在一刻钟之内就会相反的表决，或为一项法案增加一条使其失效的条款，例如剥夺雇主选择和解雇工人的权利，然后又来上一条几乎废除这一措施的修正案。

于同样的理由，每届议会也有一些非常稳定的意见和一些十分易变的意见。大上说，一般问题数量更多，因此在议会中议而不决的现象司空见惯——所以议而不决，是因为永远存在着对选民的担心，从他们那里收到的建议总是姗姗来迟，这有可能制约领袖的影响力。

不过，在无数的辩论中，当涉及的问题议员们没有烈的先人之见时，在主导地位的人依然是那些领袖。

这些领袖的必要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在每个国家的议会中，都可以看到他们以团首领的名义存在着。他们是议会的真正统治者。组成群的人没了便一事无成，因此也可以说，议会中的表决通常只代表极少数人的意见。

领袖的影响力只在很小的程度上是因为他们提的论据，而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他们的名望。这一最好的证明是，一旦他们不知因为什么情况威信扫地，他们的影响力也随之消失。

这些政治领袖的名望只属于他们个人，与衔或名声无关。关于这个事实，西蒙先生在评论1848年国民议会——他也是其成员之——的大人时，为我们提供了一些非常的例：

路易·拿破仑两个月以前还无所不能，如今却完全无足轻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