椅，更没有什么开关钮之类的东西，中国农村的开关钮就更少了。在先的上海，还有可以称为真正的“椅”的老式理发椅，这也仍可见于敦的国王大街和黎的蒙特区。就我而言，则更倾向于认为坐在真正椅上和睡在真正的床上（而不是沙发）的人更为幸福。那据一个人每天揿多少机钮来衡量文明程度的标准肯定是虚伪的。因此，中国人许多所谓自满自足的神话都是西方人臆想的结果。

然而事实上在相同条件下，中国人比西方人也许更容易满足，不哪个阶层。无论是知识阶层还是劳苦大众，都有这快乐知足的神，这也是中华民族传统渗透的洁果。这神可见于快饶的北京黄包车夫上，他们一路上总是谈笑风生地逗乐，很想让同伴遇到什么难题，自己也好开开心；这神也可见于那些气吁吁、汗侠背地用山轿把你抬上牯岭山的苦力上；这神还可见于四川那些拉船逆急而上的纤夫上，他们每天所能挣到的钱，除了吃两顿简单却还满意的饭菜之外便所剩无几。据中国人知足的理论，无忧无虑地吃一顿简单而满意的饭菜已是莫大荣幸。正如一位中国学者所云：“人生但须果腹耳，此外尽属奢靡。”

知足与“和蔼”、“和气”等词语相类似，新年都被写上红纸，贴上大门。知足是劝人中庸，它也是“有福莫享尽”这人类智慧的一分，类似明代某位学者所谓“享清福”。老有句格言至今传：知足不辱。另一个说法是“知足者常乐”。在文学作品中，知足往往是对乡村生活和乐天派的赞，在所有的诗歌和私人书信中都能找到这情绪。我随意翻阅了一些明代学者的书信集，看到陆写给友人的信，其中写：

〖晚将有佳月，别画肪，载鼓同泛如何？昨致湖石数株，西堂添却一倍磊块新凉，能过我信宿留乎？兼制隐居寇服，待旦夕间命下，便作山中无事老人矣！〗

这情绪，被现代中国文人们收自己的思想与情之后，使他们即使在陋舍之中也能找到幸福。

人类的幸福是脆弱的，因为诸神明显地对此到嫉妒，于是“幸福”就成了生活当中最捉摸不定的问题。然而在文化与步的领域内，幸福仍是人类智慧首先应该关心和解决的问题。中国人于自己对生活的一般常识，竭力寻求这幸福，他们像功利主义那样，对幸福总比步更兴趣。

罗素夫人曾经明智地指，“谋求幸福的权利”过去是并且现在仍是被西方人士所忘怀，并置于兴趣之外的权利，他们总是专注于那些次一等的权利，比如选举、通过皇家费用预算、宣战和彼捕后接受审判的权利。中国人从没想到过被捕后接受审判是一权利，但他们却总是小心翼翼地保护着自己谋求幸福的权利，无论是贫穷还是失都无法把这个权利从他们手中夺走。西方人寻求幸福的态度是积极的，中国人的态度却像大儒主义那样消极，幸福最终总被降低到个人基本生存需要的平。

事实上，我们并不了解自己究竟需要些什么。因此，第欧尼的故事尽总是引起人们哄堂大笑，却也着实使人们到某嫉妒。比如他宣称自己是幸福的人，因为他不想要任何东西；他看到一个小孩用手捧喝，就索把自己的碗扔掉。现代的人们总是不断地为许多问题所困扰，其中大分与他们的个人生活大有关联。他们一方面地嫉妒第欧尼的苦行主义，另一方面却又舍不得错过一场采的戏文或电影。这就是所谓“坐卧不安”的现代神。

中国人并没有像第欧尼走得那么远，中国人在任何事情上都不会走得很远。知足的哲学思想，给了他们追求幸福的消极方法。与第氏不同，中国人只要求那些可以带来幸福的东西，如果无法得到，他们也不会死乞白赖地去争取。中国人至少要求两件净的衬衫，因为尽故事书中第氏神的芬芳对人毕竟有一定的引力，然而是否真的与第氏为伍，效其所为，则是另外一回事了。如果他穷得只有一件衬衫，他也不在乎。与第氏不同，中国人希望看一场好戏并尽情地享受，但如果他没有条件看，也并不十分难过。他希望自己的房周围有一些大的古树，但如果院里只有一株枣树，他也到同样兴。他希望有许多孩，有一个妻亲自动手他吃的佳肴；如果他很富有，可以再请一个级厨师和一个穿着红的漂亮女仆，这个女仆要能在他读书或作画时为他焚香侍候。他还需要一些好朋友，一个能理解他的女人，这个女人最好是他妻，如果不是，则歌伎也行。如果他生来就没有这“艳福”，他也不会懊恼。他需要吃饱，好在大米稀饭和腌萝卜在中国倒也不贵。他希望有一坛好酒，常常自己酿造米酒，或者几个铜板到常去的酒店沽上一碗。他需要悠闲，这在中国不难得到，如果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