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杯中。〗

幽默也可见于杜甫和李白的诗篇。杜甫常使读者苦笑，李白则用一浪漫主义者的满不在乎使人忍俊不禁，但我们绝不把这些称为“幽默”。对国教般的儒家学说的敬畏也限制了人们自由地抒发已见，并且视独到见解为禁忌，然而幽默却恰恰建立在对事新颖独到的见解之上。显然在这样一传统的束缚中，很难有幽默的文学产生。如果我们想编一个中国幽默的集，就得到民歌、元曲和明代小说中搜寻例，还可以到文人墨客（特别是宋明两代）的笔记和书信中去寻找，这些都是正统“文学”圈外的东西，其时他们会稍许放松一警惕。

然而中国人仍有一自己独特的幽默，他们总喜开开玩笑，这狰狞的幽默建立在对生活的稽认识之上。中国人在自己的政论文中总是极端严肃，很少有幽默使人放松一下。但在另一些场合，他们对重要的变革和运动所采取的满不在乎的态度又常常使外国人惊奇不已，比如国民党的平均地权、三民主义、旱灾救济、新生活运动和禁烟委员会等等。一位新近访问上海的国教授在几所大学作了讲演，每当他正儿八经地谈到新生活运动，总引起学生的哄堂大笑，他颇惊奇不解。我想如果他再郑重地提到禁烟委员会，学生们的笑声会更响。

如上所述，幽默是一观，一对生活的看法。我们对这看法或多或少总有些许了解。生活是一场大闹剧，个人不过是其中的玩偶。如果一个人严肃地对待人生，老老实实地阅览室规章办事，或者仅仅因为一块木牌上写“勿踏草坪”就真的不去践踏草坪，那末他总是会被人视为傻瓜，通常会受到年长一些同事的哄笑，由于笑有传染，这个人很快也就变成一个幽默家了。

这闹剧的幽默，结果使中国人对任何事情都严肃不起来，无论是最为严肃的政治改革运动，还是一条狗的葬礼。中国人葬礼的稽颇典型意义，中国中上层阶级铺张的丧葬仪仗中，常可看到一批污垢满面、着各绣袍的浪儿窜来窜去，还有一个铜乐队在前面奏“前，基督的士兵们”，这些事实常被欧洲人引为中国人缺乏幽默的实。然而，中国人的送葬礼仪恰恰是中国式幽默的绝妙象征。只有欧洲人才会那么认真地对待葬礼，使之显得庄严肃穆。严肃的葬礼在中国人心目中是不可思议的，欧洲人的错误在于他们以自己先验的成见认为葬礼必应严肃，葬礼有如婚礼，只应喧哗铺张，没有理由认为非严肃不可。肃穆的成分在浮夸的衣袍里已有蕴，其余皆为形式——闹剧。我至今分辨不葬礼与婚礼仪仗之不同，直到我看到一棺材或一轿。

极富闹剧质的葬礼仪仗是中国式幽默的象征，其实质是只求外形式而全然不顾其实际内容。能够欣赏中国式幽默的人势必也能够正确理解中国的政治方案。政治方案和官方宣言也只是一形式，大多由那些通模棱两可而言过其实的术语的书记员们起草，正如有专门的商店租葬礼仪仗用的行一样，没有一个聪明的中国人会一本正经地对待它们。如果外国记者牢记葬礼上所穿袍的象征意义，就会少一些误解，也就不复把中国人看作独一无二、难以理解的民族了。

这对人生的稽认识以及理形式与内容的方式，也同样表现在其他许多方面。几年前，应国民党中央的要求，国民政府下令禁止其下属机关在上海的分把办事机构设在外国租界内。这条命令倘若真的贯彻下去，会给那些在上海拥有公馆的长们带来很大不便，并会使许多人失业：南京的长们对南京政府的命令既不公开反抗，也不请求撤销（如实陈述该命令所造成的不便和不切实际等等）。没有一个职业书记员会聪明到起草这样一个呈文，同时又不与中央的形式相背。因为那就意味着中国官员们希望住在外国租界内，而这是不国的表现。他们最后想了一个比它不知聪明多少倍的主意，他们只是把驻沪办事的门牌换成贸易理局。一块门牌大约不过20元，却没人丢掉饭碗，也没人丢脸。这连小孩都会玩的把戏不仅使南京政府的长们到满意，而且也取悦了发布命令的南京政府。我们的长们的确是了不起的幽默家。我们的盗们、军阀们也都是幽默大家。有关中国内战的幽默，上文已经谈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