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最接近科学的语文学。

在中国人的心灵中，科学方法不能得到发展的原因是很容易理解的，因为科学方法除了要求分析思维之外，总是免不了要有一些枯燥的工作要。而中国人则用信自己的庸见与察力的闪光，推理的方法在应用到人际关系（中国人最兴趣的东西）时，常常导致一愚蠢的结论，这在国大学里并不罕见。今天有许多用推理方法写成的博士论文，会使长眠在地下的培到不安。没有一个中国人会愚蠢到去写一篇关于冰淇淋的博士论文，并且在一系列的观察与分析之后得令人膛目的结论说“糖（在冰淇淋的制作中）最重要的功能是使冰淇淋发甜”；或者在对“四洗碟方法的时间与运动方法比较”行研究之后，很兴地下结论说“弯腰提取件的动作是很累人的”；或者在对“棉制内衣的细菌量研究”之后得结论“细菌的数量随着衣穿用时间的增加而增加”。几年前有一条消息报，说芝加哥大学一个学生在对各印刷方式的效果了“比较研究”之后，发现线条越黑，越引人注目。

这愚蠢的结论，尽对商业广告不无用，我想靠着中国人的庸见与“直觉”也可以迅速并且正确地获得。我所见到过的最好的漫画要算在《庞其》上发表的，描述一个行为主义者大会的那幅，他们正在几猪上实验。猪嘴上着温度计，前面挂着一串珍珠项链。试验结束后，他们一致决议：猪对珠宝没有反映。这些事情，并不纯粹是对科学方法的滥用。我们知国罗彻斯特大学的坎森教授在第九届国际心理学家大会上宣读了一篇论文，题为《论日常烦恼的来源与质》。他记录了21000烦恼，后来经过筛选，去掉重复的和失误的之后还有507！此后他又将这些烦恼分级整理。比如“中发现发”为26分，“看到秃的人”是2分，“看到蟑螂”为24分。

真正的科学工作自然需要相当的枯燥劳动。只有真正的科学才能使一个科学家在发现之后到欣，比如发现了蚯蚓有一保护的外衣；因为正是这细致的观察之后积累起来的事实才使科学一代代地发展，以至取得现在这样辉煌的成就。而中国人缺乏的正是这样一科学的世界观，有的倒是大量的幽默与庸见。于是，他们自然认为：观察与研究蚯蚓或者金鱼的生活实在是有碍于学者的尊严的。

逻辑

由此，我们想到了中国人的逻辑。它建立在中国人对真理的观念之上。据中国人的观，真理永远不能被证实，只能被知。庄很早以前就在《齐论》中指了知识的主观：

〖既使吾与若辩矣，若胜我，我不若胜，若果是也，我果非也邪？我胜若，若不吾胜，我果是也，尔果非也邪？其或是也，其或非也邪，其俱是也，其俱非也邪？我与若不能相知也，则人固受其黮闇……，吾谁使正之？使同乎若者正之，既与若同矣，恶能正之！使同乎我者正之？既同乎我矣，恶能正之！使异乎我与若者正之？既异乎我与若矣，恶能正之！使同乎我与若者正之，既同乎我与若矣，恶能正之！然则我若与人，俱不相知也，而待彼也邪？〗

据这理论，真理是无法证明的，尽它能被“会心于忘言之境”（庄语）。人们常说：“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即真理，不知其然谓之”。所以，真理只能被一直觉所知。中国人并非都在有意识地接受庄的认识论，但是他们本质上是赞同这个观的。逻辑从来也没有被发展成为一科学，所以他们也不仰仗逻辑，而是靠自己或许是更健全的庸见。在中国文学中，也从来没见过有雄辩的论证，因为中国人压儿不相信这类事情。于是，辩证法并未得到发展，也没有科学论文这样的事，本汉1最近撰文批评中国“级评论家”在论证古典作品的真伪时所犯的逻辑错误。某些错误确实是幼稚可笑的；但这是站在西方方法论的观上看才知此。中国人从来不会写一篇万言或者五千言的论文去证明某一个论，他仅仅是笔记。至于论本的是非，则留待后人评说。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学者总是留给我们这么多笔记集，称作“随笔”或“笔记”。不划分段落，内容包括文学作品的作者探源、典籍、校勘、连双胞胎、狐狸、红胡英雄，以及吃蜈蚣的隐者等等，杂沓纷坛，应有尽有。